第三，民主製度和意識形態的原因也使政府有充分的動力刺激住宅市場的繁榮。一方麵美國民眾有對住宅的需求，另一方麵政府出於宏觀調控的需要也想增加對住宅產業的投資，在這種情況下一個國家的住宅產業想不繁榮都難。問題的關鍵在於，美國的民主製度和政府出於意識形態的原因使得美國住宅市場的繁榮過猶不及。美國是典型的民主製國家，民意在相當程度上左右著國家的政治生活，美國民眾對住宅的所有權需求必然也會反映到美國政府和美國國會那裏。與市場經濟尊重貨幣投票權不同，政治生活尊重公民投票權，一個團體人數越多，該團體的發言權越大，這也就很好地解釋了盡管償付能力明顯不足，美國政府和美國國會仍爭相向美國的中低收入階層、落後地區獻媚，或直接給他們提供貸款，或給他們的貸款提供擔保。與其他國家不同，美國房地產市場過度繁榮還與美國重視傳統價值觀有關。冷戰結束以後，為了占領道德高地，美國政府不遺餘力重建傳統價值觀，並將傳統價值觀與擁有自己的住宅聯係起來，從而將美國住宅賦予太多的政治色彩。千方百計促進住宅市場的繁榮，滿足美國民眾擁有自己住宅的需求，已經成為曆屆美國政府和美國國會的不能承受之重。克林頓總統在1995年宣布全國房屋所有權日時，把自有住房與公民責任聯係起來，呼籲鞏固美國的家庭價值觀，鼓勵雙親家庭，鼓勵讓人們待在家裏。布什總統上任後則承諾建設一個住房擁有者社會，他宣稱將有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多的美國人有能力打開房門，歡迎客人。即使在次貸（債）危機爆發後的2009年3月，奧巴馬政府依然公布了最高耗資可達2 750億美元的、名為“讓住房負擔得起”的住房救援計劃，該計劃主要有三項措施，一是通過降低房貸月供、允許再融資，使400萬～500萬戶陷入困境的房主緩解房貸壓力；二是設立750億美元的房主穩定基金，幫助約300萬～4 000萬戶房貸嚴重違約者保住即將失去的住房；三是美國財政部將房利美和房地美的融資額度增加1倍，即每家2 000億美元。由此可見，擁有住宅在美國有多麼深厚的政治基礎。
第四，市場經濟內在的不穩定性使消費者的償付能力也具有極大的不穩定性，這既是房地產金融危機產生的內在根源，也是美國夢形成的重要外部因素。美國民眾對住宅的需求，更多的是一種意願需求，要將之轉化為有效需求或市場需求，有賴於美國經濟的持續繁榮，有賴於美國居民收入的普遍提高。即使金融機構出於政治或經濟的原因，以很低的成本向消費者提供貸款，這筆貸款最終也是要償還的，而且貸款的償還必須按期按量，即在規定的時間償還規定的資金數量，否則就構成違約。從這種意義上說，住宅的有效需求必須與個人的收入現金流掛鉤，然而市場經濟本身所具有的內在波動特征，又使得這種掛鉤根本不可能。經濟上升時，個人收入上升，個人支付能力上升，個人的住宅消費欲望膨脹，個人的支付義務增加並維持在最高點，然而經濟上升不可能永遠維持下去，它終有掉頭向下的時候，一旦經濟衰退，收入下降，個人的支付缺口就會出現，發放貸款的金融機構就會出現呆賬、壞賬，並且經濟衰退程度越嚴重，金融機構被拖垮的可能性越大。住宅市場個人收支現金流的錯配，既是個人偏愛擁有自己住房而不願租房的一大原因，也是市場經濟條件下房地產金融危機屢屢發生的主要原因。
第五，土地私有使住宅自有率提高的成本極大，極易超出住宅市場的均衡點形成次貸（債）。住宅價格是土地成本和建築成本的總和，降低住宅價格既可以降低土地成本，也可以降低建築成本。降低土地成本，損害土地所有者的權益；降低建築成本，損害建築商的權益。現代社會為了提高居民的支付能力，往往是通過將土地所有權或開發權收歸國有，從而將土地價格降低，最終降低住宅總價的途徑實現的。美國是一個高度崇尚個人自由的國家，也是一個土地私有最徹底的國家。土地所有權和開發權歸個人所有意味著，美國任何住宅的價格在市場上都得到了充分的體現，國家在降低土地價格或地租從而在降低總房價的問題上無能為力。與土地國有化或開發權國有化的國家相比，美國住宅的價格更高，美國住宅自有率提高的成本更大。在居民收入和融資條件相同的情況下，美國住宅市場的均衡點更容易遭到破壞，美國居民個人更容易因為貸款金額超出自己的償還能力而形成次貸（債）。
第六，赤字財政的長期存在迫使美國政府綁架市場主體，共同承擔政府幹預的成本。美國曆史上曾經是一個非常強調財政收支平衡的國家，“二戰”以後，出於宏觀調控的需要，美國財政經常出現赤字。20世紀80年代的裏根政府時期，美國政府的財政赤字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以致90年代上台的民主黨克林頓政府非常強調壓縮政府開支，非常強調財政的收支平衡問題。獲益於新經濟的興起，1995～2001年美國財政終於保持了盈餘，然而即便是2001年，美國政府的財政盈餘也僅僅是區區1 272億美元。問題更嚴重的是，好景不長，受反恐的影響，2002年開始美國財政收支再次持續出現赤字，2002年是1 590億美元，2003年是2 870億美元，2004年是4 130億美元，2005年是4 270億美元，2006年是2 477億美元，2007年是1 628億美元，曇花一現的美國財政盈餘在美國巨額財政赤字麵前幾乎可以忽略不計。在政府持續出現財政赤字的情況下，指望政府拿出足夠的財力解決中低收入居民的住房問題無異於天方夜譚。一方麵中低收入居民要解決住房問題，另一方麵政府財政捉襟見肘，唯一的途徑就是由政府主導吹大住宅市場的泡沫，通過房價的持續上升來解決居民支付能力不足的難題。隻要金融機構和居民都相信房價會持續上升，則即使一個人沒有任何支付能力，他購房行為本身也足以應付購房的相關開支，這實際上是讓金融機構為政府的宏觀調控買單。可悲的是，實施宏觀調控的主體政府本身竟然也最終相信自己的宏觀調控能力，認為美國經濟的實際規模可以始終高於潛在產出，美國經濟的實際增長率可以始終高於自然增長率。當經濟不受政府的操控自行調整時，盲目相信政府的金融機構和居民隻能自己為曾經的過度消費掏腰包了。
因此，盡管美國次貸（債）危機爆發的原因有千條萬條，但最根本的一條還是美國政府對住宅市場的過度幹預。美國政府在自身缺乏必要財力的情況下，通過宏觀調控讓不具備購房能力的消費者獲得了住房，讓金融機構為中低收入消費者埋單，一旦宏觀調控失效，必然引發次貸（債）危機。所以與其說房利美、房地美是美國次貸（債）危機的元凶，不如說美國政府才是次貸（債）危機的元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