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權力而鬥爭
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的青少年經曆塑造了他們最初的政治人格。這又引發出更多的疑惑：政治人格怎樣影響了政治行為呢？怎樣窺探他們的人格發展，進而理解他們的政治傾向？或者說，政治人格和政治行動的相關性體現在哪裏？在此，回顧蘇聯解體前幾年的局勢，不難透過權力鬥爭發現蛛絲馬跡。
戈爾巴喬夫自1985年就暴露出許多缺點。很重要的一點就是，他沒能正確挑選助手。他的第一副手加利喬夫和總理雷日科夫都是來自他故鄉的老同事。1986年建立農工委員會時，負責人格拉霍夫斯基也是同鄉。戈爾巴喬夫任人唯親，也是因為他過於自信：他過於自信地將黨機關引上改革之路；他也堅信自己能靠民選輕易得到黨的第19次代表大會大多數代表的支持；到了1989年，他相信自己的聲望已在葉利欽之上，能夠阻止他成為最高蘇維埃主席和俄羅斯總統。事實證明，他的自信是沒有依據的。戈爾巴喬夫還是個虛榮心很盛的領導人。1989年底，蘇聯人民都因經濟形勢惡化、糧食供應減少而對他反感，他卻沒有及時改變工作方式。1990年，蘇聯解體即將成為現實，他又成了自己曾堅決反對的隻維護自身權力的官僚。他對特權有極強的欲望，在莫斯科、黑海之畔的幾幢別墅折射出他沙皇式的生活。
相較之下，在蘇聯解體前，葉利欽暴露的缺點少，掩飾得也更巧妙。他經常接近三四十歲的工作人員，敢於啟用年輕幹部。他小心謹慎地擴張自己的權力，周旋於戈爾巴喬夫和各個加盟共和國領導人之間。當媒體公開化政策開始生效後，葉利欽嚐試駕馭這股力量。
人格的影響還體現在領導人的管理方式、領導風格上。一些學者提出不同類型的領導人風格，借以說明行為傾向。比如說，有的領導人擅長和對手談判，有的善於說服他人，有的又深諳管理之道。風格特質具體又反映在幾個方麵：領導人喜歡親力親為還是靠製度化程序完成工作；做決定時是積極主動還是被動反應；領導人對他的管理機構有沒有足夠的信心；他的具體目標包含哪些，等等。
戈爾巴喬夫的領導風格不甚高明。他在總書記的職位上不停抱怨，疏離了可能和他親近的盟友，也讓他遠離了有民族主義情緒的知識分子。給外界的印象是，他看不慣因他的政策而得到提升的進步的自由派新人。這種不甚高明的行為方式也反應在民族議題上。戈爾巴喬夫在黨的第28次代表大會上講話，承認他對蘇聯眾多民族之間的關係問題是無知的，還指責他的同事們也同樣無知。等到他理解到民族問題的規模和本質時，蘇聯的崩潰已經不可避免。戈爾巴喬夫對經濟問題沒有經驗，雖然開創了私有製和合作製的經濟成分，但沒能把握住經濟大局。他的經濟顧問也坦誠地說：“改革的最初階段沒有預想到有如此嚴重的經濟危機，也沒預見到改革的巨大痛苦。總書記的目標不明確還體現在自相矛盾的倡議上，這些倡議隨著改革的開展陸續提出。他認為要擴大地方自治權，關鍵是保證企業自負盈虧，但在固定價格體係下又難以有效實行。”到1988年初，經濟開始有所改善時，雷日科夫在戈爾巴喬夫的支持下發布了對幾個新問題的決議，改變了過去已許諾的有關自主權的內容。實際上，經濟又恢複到了集中管理。
葉利欽作風“鐵腕”，但也務實。很多人說他是反對派，是破壞者，不具備創造性的能力。的確，葉利欽是個做行政管理工作的實用主義者。在40餘年裏，他一直是社會主義體製中勤勤懇懇的工作者，遵守著按部就班的規則。他付出真誠努力，是想讓製度變得更完善、更有效。麵對國會反對派發動的政變，他利用多種手段平息叛亂：積極爭取軍隊的支持，把自己扮成人民利益的表達者和扞衛者。一俟掌管大局，葉利欽也不需要另起爐灶，既有的管理體製就能順利運轉，甚至不需要磨合。葉利欽致力於改革，也清楚改革麵臨的各種風險和需要付出的代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