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圖：龍遊民居苑
“平民式貴族”——龍遊商幫
■戴娟 董強
龍遊商幫是中國傳統“十大商幫”中唯一以縣為單位組成的商幫，其經營範圍涉及珠寶業、墾拓業、造紙業和印書業等領域。龍遊商幫既不像晉商經營典當、票號，在金融市場叱吒風雲；也不像徽商壟斷鹽鹺，在民生市場指點江山。龍遊商幫無論發軔之初還是鼎盛之時，都毫無背景可言。他們憑借踏實、苦幹、聰慧的經商本領鏖戰商場，堪稱“平民式貴族”。
龍遊商幫的文化源流
龍遊縣（以下簡稱龍遊）位於浙江省中西部的金衢盆地，毗連贛、皖、閩三省，控浙省西大門，居要衝之地。曆史上，龍遊有“四省通衢彙龍遊”的美譽，素以“入閩要道”著稱。龍遊是浙江重要的鹽道與餉道關口，“通浙孔道，饋餉之所必係”。龍遊還是姑蔑（也作姑篾）古國發祥地，遠古先民創造了燦爛的文化，自古文治隆盛。龍遊獨特的地緣優勢造就了龍遊人兼容並蓄、海納百川的特性。龍遊境內兼具盆地、丘陵、河川等地貌，堪稱“七山二水一分田”，耕地資源異常貧瘠。龍遊人在農耕之餘，借助水陸交通便捷之利，熱衷商業活動，後漸成謀生主業。
北宋靖康末年，金兵竊攫中原，宋高宗趙構率官紳南渡臨安（今浙江杭州）駐蹕，史稱南宋。南宋時，兩浙地區迎來了高速發展期。時值衣冠南渡高峰，孔子第四十八世孫——衍聖公孔端友，迫於情勢危急，與中原士紳一道南遷，後蟄居衢州，創製孔氏“南宗”一脈。孔氏“南宗”家廟立於衢州，孔子後裔則廣建書院，坐館授學，使儒學在錢塘大地蓬勃興盛。“南宗”衢州孔廟與“北宗”曲阜孔廟同為孔氏宗廟，衢州被世人冠以“南方聖地”“第二聖地”的雅稱。
儒家思想對龍遊影響很大，當地人尊孔重儒，講究仁義，民風樸實，經商頗講誠信。在姑蔑遺風與儒學精粹的雙重熏陶下，龍遊人汲取了徽州、婺州、臨安、建州、饒州等周邊優秀文化，秉持兼容並蓄之識，使得龍遊商賈具有亦商亦儒的特性。書商童佩，生活在明代嘉靖、萬曆年間，因售書而讀書，因讀書而藏書，因藏書而刻書，並廣泛結交歸有光、王世貞、胡應麟等江浙鴻儒名仕。童佩所作詩文，彙聚成篇，集刊於世，可謂儒商並舉，是龍遊商幫中的典型儒商。
龍遊商幫在汲取儒家文化的同時，還浸染了江南濃鬱的商業氣息。明中葉以來，江南經濟帶的輻射作用愈發凸顯，崇商重末之風日熾。在經商大潮的應召下，龍遊名商輩出，難怪知縣塗傑也不得不稱龍遊“民庶饒，喜商賈”。明萬曆時，“龍丘之民，往往糊口於四方，誦讀之外，農賈相半”；天啟時更是“幾空縣之半，而居家耕種者，僅當縣之半”；迨至清初，龍遊百姓外出經商者，已從明中葉的半數一躍至“十之六七”。
上圖：五代龍紋
龍遊商幫的經營秘訣
龍遊縣名的來曆與“龍”字休戚相關。龍遊，乃遊龍也。相傳，龍遊得名於五代十國的吳越君王錢鏐。據載，龍遊原喚龍邱，蘊含了“墳邱之丘”之意。錢鏐巡視此地後，認為龍邱一名寓意不吉，遂更名“龍遊”。另一說法是，錢鏐貴為吳越國君，天子巡幸四方，正暗合了“龍稱君王，遨遊天下”的祥瑞吉照，遂賜名“龍遊”。
龍遊一名充分體現了龍遊人開拓、進取、行商天下的特質。龍遊人果然名不虛傳，在全國諸多商幫中率先崛起，成就了一番偉績，一躍成為“十大商幫”之一。龍遊商幫活躍於明嘉靖、萬曆年間，鼎盛於清雍正、乾隆年間，足跡遍布全國，世稱“遍地龍遊商”。
龍遊商賈鍾情於造紙業，源於龍遊盛行的“竹文化”。龍遊本是姑蔑國的發祥地。姑蔑國實為春秋時期的小國，依附於越國，疆域僅覆蓋衢州全境以及蘭溪、遂昌、金華及江西玉山一帶。楚滅越後，姑蔑國並入楚國。姑蔑雖為小國，卻創造了燦爛的文化，尤以“竹文化”稱著於世，所以姑蔑亦作姑篾，“篾”即“竹”。浙西盛產翠竹，“太末山竹似麻”是龍遊多竹的生動寫照。據統計，龍遊境內森林覆蓋率達56.8％，其中約有40％為竹林所覆蓋，竹海茫茫，令人歎為觀止，堪稱“浙西竹庫”。
龍遊“竹文化”的繁榮不僅體現在衣食住行和文化生活等方麵，還為龍遊商幫的崛起提供了契機。竹子是古代主要的造紙原料，盛產翠竹催生了龍遊造紙業的興盛。龍遊造紙業肇始於東晉，龍遊在晉代隸屬會稽郡，“二王”（王羲之、王獻之父子）真跡所用的紙大都源自龍遊。龍遊出產的土紙主要有南屏紙、大小黃箋和元書紙，尤以元書紙最為著名，在唐代屬上等貢品。明清時期，衢州府的龍遊、江山一帶，造紙業尤為發達，漸成南方重要的紙業基地。龍遊商人緊緊把握這一有利商機，在江浙、湖廣、閩粵等地以售紙營生，主要為官府貢奉簽函，為百姓供給便箋。龍遊紙匠還研發了品類繁多的紙張款式，頗具現代營銷理念。清代，龍遊就盛產黃箋、白箋、南屏3種款式的紙張，而南屏紙又細分為焙、曬兩種。當時，溪口村是龍遊地區重要的造紙中心和交易中心，繁盛程度遠超城鎮。龍遊造紙業的鼎盛時期，全縣有紙槽317條，大多位於溪口山區，出產的土紙亦數額龐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