軍工引領的作用，在強國的身上體現得再明顯不過了。後來的史家們總以為軍工經濟過於龐大，會拖累國民經濟。確實如此，但實在不怨軍工，隻怨那些沒有利用好軍工的決策者。更確切地說，怨失敗者的軍工科研體製。
德國與蘇聯通過軍工嚐到了甜頭，但終究在利用軍工一塊卻遠遜於美國。所以兩者後來輸掉競賽，固然有各種原因，其軍工體製不如美國，卻是其中最重要的一塊。
美國發展軍工的最大特點就在於用軍工技術引領民用，將軍工用於民用生產。以跟蹤控製技術而論，最早的跟蹤控製技術是19世紀托馬斯？布朗夏爾（Thomas Blanchard）發明的仿形切木車床，軍械製造商用它來生產槍托。一旦將一部成品槍托作為原型，仿形車床就跟蹤一個指針運動，並引導一個切削器具在工作件上複製出相同的斷麵。機器能夠自動而準確地控製整個斷麵的切削過程，從而不必讓機械工在工作中停下來檢查切削是否精確。這種技術其實就是今天在大街小巷到處可見的電子配鑰的原型，美國軍械部率先資助，最終引發了自動跟蹤技術在機床中的廣泛應用。
早期美國軍方的合同，還未明確樹立美國的軍工體製。隻有在二戰期間，美國特色的軍工體製才得以樹立。二戰期間，當時範訥瓦？布什（Vannevar Bush）任科學研究開發局局長，主持戰時的軍事科技研究。這位布什曾任麻省理工學院的係主任，是雷神公司的創建者之一和美國電話電報公司的董事。他不僅在科研方麵碩果累累，更重要的是，他在軍工科研合同的發放方麵極力引向非政府機構，包括各個私人企業和大學。在1940年，政府科研項目的70％都是由政府科研機構來實施，而到了1944年，70％的科研項目都是由非政府機構來完成——其中私人企業占50％，大學人員機構占20％。此時，政府用於研究上的支出高達7億美元，是1938年的10倍。更重要的是，美國已經牢牢確立了一種史無前例的科研體製，其中允許科研合同的承包者可以擁有此種專利，也就是說，可以自由利用此種軍事技術應用於民用工業方麵。這一私人機構承包軍工科研合同的體製影響極為深遠，可以說奠定了當代美國新經濟的基礎。
為了說明這一點，我們不妨來與前蘇聯對比一下。上個世紀50年代，蘇聯的科研實力與美國相比，弱不到哪裏去，有些方麵還領先一步。加加林成為太空第一人，可以說讓美國人受到強烈震撼。美國與蘇聯的相似之處在於兩者都是用高強度的政府資金來維持軍工科研。但是由於蘇聯經濟體製中不存在市場，科研機構不存在將軍工科研成果轉化為民用的動力。而一旦國家財政緊張，削減撥款，科研項目就得滯後或下馬。但在美國的體製下，政府資助私人企業和大學的結果是，各種各樣的新技術迅速擴散到經濟中的各個產業，並湧現了一大批軍民兩棲企業，IBM、通用電氣、波音公司就是其中的佼佼者。這些企業一方麵拿著政府的軍工合同來從事研發，同時又將這些科研成果轉化為民用，可謂左右逢源、如魚得水。正是在這樣的科研體製下，各種高科技應用在二戰後迅速爆發，引發了新技術革命。當代在新經濟中出盡風頭的大公司未必都最初起源於政府的軍工科研，但或多或少都與美國的軍工科研合同有著程度不同的聯係。
順便說一下，允許政府的資助科研成果為私人擁有專利，確實是大膽。在今天的中國人看來，似乎是侵吞國有資產。如果從社會公平的角度來看，這是極不合理的。但是曆史似乎從來不那麼為公平著想，偏生這種專利體係對於後來的新技術革命有著莫大的影響。甚至可以說，如果美國軍方將專利權緊緊鎖在自己的抽屜裏的話，現在世界有沒有新經濟，有沒有互聯網，還大可以懷疑。想當初，IBM還認為全世界對計算機需求量隻有5台呢。
上世紀90年代，美國將國防工業與民用工業基礎合為一塊兒，成為國防科技工業基礎。將一個國家民用工業基礎奠定在一個殺人武器的生產行當上，看上去似乎有些荒謬，但曆史就是如此。因為美國從軍工中嚐到的甜頭大了，深得其中三味，而不會像德國與蘇聯這般著眼於短期的軍工利益。
由此可見，發展軍工並沒有錯。那些因為所謂窮兵黷武而敗下陣來的國家，錯的不是發展軍工與技術，而是發展軍工技術的方式。美國人能夠在國際競爭中脫穎而出，的確有它的一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