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後是經濟擴張。“盧溝橋事變”後，日本企業紛紛登陸，仰仗武力的支持在經濟上卡住了中國的脖子。許多中國本土企業或被接管，或是名義上作為“中”日合資企業，實際上受日資控製。1942年，日本企業獨占了60%以上的華北工業生產，對鐵礦、煤礦以及鹽田資源進行瘋狂開采。三井、三菱和大倉進入煤炭工業，日本製鐵所和大倉興業會社進入鋼鐵工業，東京電燈、日本電力和大同電力進入電力領域，東洋紡織公司進入紡織業。
日本對關內的經濟侵略，主要是掠奪資源以補充日本經濟的短缺部門，而不開發配套工業，嚴格限製中國民族資本對輕工業和民用重化工業的投資，以避免與日本工業的衝突。
一切戰略物資與原料，都是日軍搜刮的目標，比如最好的大同煤在平津地區售價每噸1000日元，而在日本橫濱則僅售40日元。在江蘇，蘇州、鬆江一帶產米區被全部劃入軍米區域，出產的糧食由日本軍部直接收購，中國人的糧食來源隻限於蘇北。
再次是一些擺不上台麵的手段，比如毒品經營。日本最高決策層負責並組織實施“鴉片戰略”計劃，在華強製種植並專賣鴉片，作為獲取侵華軍費、毒害和削弱中國人反抗能力的重要手段，有極強的“以毒製華”構想，具體推行由軍部、特務機關以及政府下屬的“興亞院”負責。由此可見，“鴉片戰略”並非僅僅是日軍的自發行為。
全麵抗戰前，日本軍隊就開始在東北、朝鮮、台灣以及中國內地各個城市的日本租界裏建立數百家毒品工廠，通過大量走私進口毒品來破壞國民黨的鴉片壟斷，被指責為操縱著世界上最大的毒品貿易。
抗戰開始後，日軍加緊了毒品生意的經營。有1000多家日本公司生產並銷售毒品，天津的日本租界成了東亞最大的毒品銷售中心。日軍公然從綏遠、熱河等地販運大批煙土，由華北偽政權在大城市公開銷售。一時間，消失已久的煙館於北平隨處可見，生意興隆。根據國際紅十字學會和當時國聯的研究，包括東北在內的整個中國醫療用海洛因每年隻需15公斤，但僅朝鮮的海洛因年產量就超過了2600公斤。
1939年4月，日軍成立了專門的販毒機構宏濟善堂，全權管轄汪偽轄區內的鴉片業務。這家販毒公司在華經營5年，盈利超過10億日元，可建造12艘當時的新型航空母艦，毒害了無數中國人。
日偽政府設點專賣鴉片，造成了煙毒泛濫成災，引起了國內有識之士的不滿。當局為遮人耳目，於1940年成立禁煙總局，官員們口喊禁煙，暗中幹的卻是縱煙勾當。盛宣懷的侄子盛文頤在上海禁煙局長任上成了鴉片專賣局長，家裏的鳥籠都是純金鑄成。
為了粉飾侵略，拉攏部分中國人與之合作，日本先後在北平和南京成立了兩個傀儡政權：“臨時政府”和“維新政府”，1940年統一於汪精衛的汪偽政府。
汪精衛打著和平運動的旗號，宣稱要與日本實現善鄰友好、共同防共、經濟提攜，但這個政府的根基之淺非同一般。從主要收入來源來說，鹽務和鴉片稅都被日軍把持，關稅因情形混亂、外貿大為減少而劇降，到太平洋戰爭爆發後等於零。這個政權隻得依靠日本吝嗇地支付的經費，依靠非法收入、濫發鈔票和壓榨人民過日子。汪偽政權財政部成立後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向日本正金銀行借款4000萬元，實現政權的運轉。汪偽財政部大印的第一次啟用就是用來借款，這讓部長周佛海感觸頗多，認為實非佳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