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亡圖存，整個民族動員起來與強敵進行總體戰。能否為了民族大義放棄自身的利益，是愛國者和漢奸的天然分水嶺。天佑中華，人民的付出永遠是最可貴和最有價值的。
內爭必招外侮，這是近代以來中國曆史的沉痛教訓，尤其是孤注一擲的外侮更是窮凶極惡。“一戰”以後，日本經濟保持了多年的持續成長。但自20年代開始，日本經濟在連續不斷的危機打擊下，陷入了長期慢性蕭條之中。1921年至1929年，日本的工業生產平均每年隻增長3%，在全球主要資本主義國家中僅僅高於英國。禍不單行，1929年爆發的全球性經濟大蕭條給日本的打擊更為沉重。1931年與1929年相比，工業生產總產值下降了32%，每6個職工中就有1個失業。
危機對日本農業的打擊尤其嚴重，1931年兩大支柱產品蠶繭和大米的價格比1929年都下跌了一半左右。因米價暴跌，農民無法收回生產投資，即使獲得豐收也一樣破產。農民被迫外出逃荒，賣兒賣女，甚至全家自殺。在經濟危機的猛烈衝擊下，日本社會處於動蕩之中，國內矛盾迅速激化。
本土經濟既然如此不堪，日本人很自然地把目光投向了身邊的鄰居，並把鄰居的家園看成了自己的自留地。與今天人們的印象相反，當時普通日本人的生活水平很低，日軍士兵往往驚詫於中國沿海地區的富庶。
此時日本對華投資占其海外總投資額的90%，控製了中國近一半的煤、鐵礦產量，其中很大一部分集中在東北地區。1931年9月18日前，沈陽城生活著20萬日本人，日本人集聚區滿街都是日文招牌，恍若小東京。這裏的建築設計比東京還要新潮，因為很多日本設計師在國內無法施展才華，都來此尋求發展。日本國內的報紙都開始探討“新滿蒙現象”，討論為什麼東京的城市建設比不上沈陽。
但是，日本人要實現“新滿蒙”理想有個重大的障礙：這裏是中國的土地，而東北的中國民族工商業也在發展，並日益成為日本經濟的威脅，這成為“九一八事變”的經濟誘因。張學良限製中日合辦各項事業，大力發展民族經濟，加強與歐美的經濟往來，對日本的大陸政策是一個沉重打擊。日本軍部的少壯派軍官認為，“滿洲”是資源極度匱乏的日本的生命線，一旦中國政局發生劇變，對於日本而言將是致命打擊，而日本內閣在“滿蒙問題”上過於軟弱，因此主張采取軍事手段解決東北問題。
“九一八事變”不是一天釀成的。1931年的中國東北，日本關東軍早就頻頻在中國人眼皮下進行軍事演習，緊張空氣越來越濃。1931年6月連續發生的“萬寶山事件”和“中村大尉事件”則是這一火藥桶上的導火索。前者是吉林農民與朝鮮僑民就農田引水問題發生爭執，日本利用此事件煽動朝鮮人製造排華慘劇，僅平壤一地便有華僑126人死亡，損失財產達2000餘萬元。後者是關東軍間諜中村震太郎被東北軍逮捕處決，日本右翼勢力借機在民眾中煽風點火，對政界拚命活動，將戰爭推到了一觸即發的境地。
“九一八”之時，沈陽的日軍不過萬人而已，而全東北駐守的中國軍隊超過20萬人。東北軍長期以來占據東北，背靠富饒的大後方，養成了驕橫奢靡之氣。當時東北軍擁有全國最強大的海空力量，有飛機200架，裝備比中央軍還好。亞洲規模最大的沈陽兵工廠占地1000畝，員工3萬多人，生產了中國自己製造的第一輛載重卡車。東北軍不但在人數上遠遠超過了關東軍，而且在武器火力上也遠遠超過了關東軍，但人員素質差，缺乏戰鬥精神。
關東軍對沈陽的進攻並沒有經過上層的授權，日本參謀本部一日之內連下四次命令要求關東軍撤出沈陽。但是令日本人也沒有想到的是，強大的對手竟然選擇了毫不抵抗的撤退。除北大營士兵被迫還擊幾槍外，沈陽的所有軍隊一律被繳械。攻打北大營的日軍隻有600多人，而北大營內有東北軍12000多人。這一戰中國軍隊傷亡、失蹤800多人，日軍僅死傷20多人。
關東軍隨即將沈陽的各銀行金庫洗劫一空，掠取資金達18億元以上。張學良在邊業銀行金庫中存放了7000多兩黃金、200萬銀元現大洋，以及各項古玩字畫珍寶，這些統統成了日本人的戰利品。關東軍從張學良的保險櫃中搜出多張日本政界要人的收款單，這些要人的受賄醜聞引起了日本社會的極大反感，輿論普遍傾向於這些“為了大家”而挑事的軍人，聲稱“寧要清廉的軍人，不要腐敗的政治家”，這也成了日本走向軍國主義的推動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