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成立之時，全國有4億多人口，文盲占成人的90%以上，學生總人數僅為293萬，其中大專院校學生不到5000人，應屆大學畢業生隻有490人。隨著新式教育的興辦，知識分子隊伍不斷壯大。到了五四前後，新文化運動崛起，知識分子的影響迅速增強。
中國知識分子階層不少仍保持以前“學而優則仕”的觀念，自認為是昔日官僚集團的繼承人，有資格獲得同樣的特權。傳統文人自負、高傲、不容易伺候的性格在他們身上也時有體現，在社會上也大大有名。這些受過教育的精英雖然人數很少，但是能量很大，這在某種程度上得力於他們相當優越的經濟後盾。
20世紀20年代，在北京雇一個女傭除了包食宿以外，月工資隻需2-3銀元，四口之家每月12元夥食費就很不錯了，每月80元的生活費已經很寬裕了。一般從事腦力勞動自食其力的知識階層，如中學教員、工程師、記者、編輯、職員的月薪在100至200銀元之間，足以過上小康生活。
當時教授的工資水平遠遠高於社會平均工資，收入普遍在200元以上。陳獨秀任北大文科學長的月薪300元，李大釗任圖書館主任月薪120元。胡適任文學教授月薪280元，擔任北京大學文學院長兼中文係主任後月薪600元。此外學者常有兼職和稿酬版稅收入，陳垣教授兼職所得月收入達1500元。
初出茅廬的魯迅進入教育部當公務員，月薪60元，不久定為300元，與北大的陳獨秀相等。魯迅後被北京大學聘請為講師，月津貼300元，得以用1000元在北京買下一所四合院，把母親和兄弟們接來一起居住。後來魯迅先後被聘為廈門大學教授，月薪400元；中山大學教授，月薪500元。
高薪之下，大學教授和講師們有很多餘錢來逛琉璃廠、買書籍報刊、吟賞風月，並從經濟上提攜後起之秀。沈從文、何其芳、卞之琳等許多青年學生都得到過前輩們的資助。很多教授買得起幾千元一所的房屋，家裏雇有廚子、男女仆人、人力車夫，甚至自購幾所房子以備出租。
知識分子在五四前後有聲有色地走上社會舞台，表演了不朽的角色。袁世凱稱帝、段祺瑞賣國、張勳複辟、曹錕賄選等等醜行惡跡都能被揭露並曝於光天化日之下，引起人民的公憤，從側麵可見當時言論和思想意識的自由。
而北洋政府也不敢對他們采取極端措施，對他們也很客氣。曹錕經常主動與大學的教授們談心，自稱他本人是推車賣布出身的老粗，要依靠教授們辦校。有次他對河北大學的學生們訓話時說：“今後如發現你們對教授有不禮貌的越軌行為，那麼我就要你們的腦袋！”說得學生們麵麵相覷。
當然，教授們的這種高薪並不是好拿的，與政府的財政狀況緊密聯係。五四運動期間，北洋軍閥政府鬧窮拖欠教育經費，各校教職員常常兩三個月才能領到半個月的薪俸，北京知識分子多次展開了“索薪”鬥爭。國立八校教職員聯席會議等組織經常組織全體罷課向教育部施壓。他們一罷課，通常可以擠出半個月至一個月的薪水。
1921年6月，北京大學等八校教職員向政府索薪，在新華門前遭到軍警毆打，受傷十餘人，激起了全國輿論對政府的譴責。接著，教育部公務員因欠薪達五個月停止辦公。根據《魯迅日記》所載教育部拖欠薪水的情況：1920年拖欠3個月，1921年拖欠半年多，1922年拖欠三個半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