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乎兵不血刃奪得大城市，日軍不能不得意忘形地長驅北進，迅速占領了東北全境，獲得了中國30%的煤產量、71%的鐵產量、26%的發電量、47%的水泥產量。東北的淪陷極大地增強了日本的戰爭潛力，更重要的是刺激了日本軍部對中國野心的膨脹。日本開始認真考慮徹底解決“支那問題”。
東北的槍聲無異於給尚未從內戰中安定下來的中國一記重擊。1931年的夏天，中國南方正暴發著一場持久的大洪水，受災區域達16省，5000萬人受災，大約200萬人被淹死，痢疾、饑荒和霍亂流行。“九一八”之前報紙的中心基本都集中在救濟災民上，南京國民政府發行了第一批賑災公債3000萬元，在全國為災民征集冬衣，並要求全國唯一收成正常的東北運糧賑災。還有政府官員建議，移500萬災民赴東北屯墾。
日本的侵略行徑激起了全中國人的憤怒。政府卻不作實質反抗行動，寄希望於國聯調解，激怒了熱血沸騰的青年人。向國民政府請願的學生砸了外交部，打傷部長，政府裏人心惶惶，並迫使蔣介石第二次下野。
張學良被視為丟失東北的罪人，變成了千夫所指的對象。1933年，東北軍在長城抗戰中不堪一擊，再次把他逼到了牆角。他被迫辭職後下決心戒除毒癮，遊曆歐洲以尋求救國之道。這次旅行曆時8個月，每月耗費40萬元，相當於當時中央軍四個師一月的經費。
政府不作為，民間就要行動。為籌集抗日資金，國內外廣泛開展了募捐活動。愛國人士在北平組織東北民眾抗日救國會，為義勇軍提供武器物資支援。上海“一·二八事變”中，大約4000萬中國人捐款支持十九路軍對日作戰，日本紗廠的中國工人同時停工。長城抗戰開始後，世界紅字會中華總會會長熊希齡組織設立醫院和難民收容所，三個月裏籌款40多萬元，收容難民5萬多人。馮玉祥押出自己的房產，為前方將士做了1萬件皮坎肩。
侵占東北之後，日本軍部曾設想從華南到華北在中國建立多個政權，以便分治中國。日本出錢出人支持西南派主導的反蔣運動，企圖以此建立華南地區的親日政權，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這些運動都標榜“反蔣抗日”。
上述政治目標落空後，日本政府轉而開始醞釀製定新的對華政策，以獲得實際利益為上。1935年，日本外相廣田弘毅提出“對華三原則”：中國取締一切排日運動；中國承認偽“滿洲國”，建立“日滿華經濟合作”；中日共同防共。日本脅迫國民政府劃華北為“非武裝區”，加緊推行對華經濟侵略，壓宋哲元同意讓其開采龍煙鐵礦、修建建石鐵路等。
中日之間的軍事仗暫時打不起來，經濟仗卻已經開打。早在1927年5月日本第一次出兵山東時，南京政府三番五次密令各地不得有罷工和排斥日貨之舉，但上海、南京等地民眾還是衝破重重阻攔，舉行了聲勢浩大的反日示威大會，並成立了“民眾對日經濟絕交大同盟”，采取種種措施，嚴重打擊了日本的對華貿易。如今國難當頭，“抵製日貨”再度成為打擊日本的經濟手段。
很多民眾於憤怒之餘采取了激烈的手段，對所有日貨一律予以查扣沒收。各抗日團體的糾察隊大批查封日貨，經營日貨的商人被遊街或關在木籠裏示眾，或處以罰金。日本的對策則是發展走私，大批日本、朝鮮浪人和漢奸在華北大搞武裝走私和非法行為，給中國經濟及人民生活造成了巨大災難。
華北走私使國民政府的關稅收入大幅度下降，3年裏累計減少2億元，中國主要民族工商業如紡織、繅絲、火柴、卷煙、麵粉、食糖等都因抵擋不住走私突襲而陷入絕境。最多時，各地口岸停靠的走私船有上萬艘之多，碼頭上走私貨物堆積如山。
日本為備戰需要，在華北大批收買廢金屬私運出口，並大量走私白銀，最高時每月偷運出境1500萬元，致使不少銀行、錢莊倒閉，加深了金融危機。日本企業並以半搶半買的形式霸居中國境內的礦藏，“七七事變”前，關內29%的煤炭產量、90%的鐵礦石、95%的現代化煉鐵在日本資本控製下。中國土地上挖出的鐵砂、煉出的生鐵居然大部運往日本鑄成武器，反過來用在中國人的身上。
日本不擇手段的經濟侵略大大加深了中國的民族危機，激發了愈益高漲的抗日救亡浪潮。1935年北平爆發的“一二·九”學生運動中，“反對武裝走私”就是鬥爭口號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