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旦與政府不合，知識分子也自有生存之道。一不依附官、二不依附商的經濟狀況，使得他們不受權勢的羈絆。1923年，蔡元培辭去北京大學校長職務，舉家赴西歐，費用來自商務印書館請他編寫教科書的稿酬，每月300元，並不影響他的日常生活。
20-30年代，中國學者在北京的收入跟在美國相比差距不大。中國留學生在哈佛大學進修月收入120元，和燕京大學的助教相似，“學成歸國”是順理成章、自然而然的事情。
從發達國家到落後國家工作常被視為畏途，盡管中國貧窮落後，但是知識分子在中國的生活還是很優厚的。在北京，一個月花150美元就可以包下一套寬敞和設施齊全的公寓；每月給傭人55美元可以照顧小孩、整理房間、做飯；一個月交上10美元就可以加入體育俱樂部。因此一個美國家庭一年有5000美元收入的話，在北京的生活將會很舒適，不比美國的中產階級差。
當時，大約有1500至2000名歐洲人和美國人生活在北京。他們中間有一些是商人、軍官、外交代表，更多的是從事教學和傳教活動的人員。良好的工作條件和優厚的生活待遇，吸引來了許多高水平的洋醫生，使得20世紀初的北京協和醫學院聞名世界。
1928年，北京改稱北平，不複為中國的政治中心，而此時的上海作為世界金融經濟中心之一，號稱東方第一、世界第三大都市，正在繁榮興旺。雖然上海學者的一般收入要比北平低，而支出比北平高，但因為上海是全國的經濟文化中心，而且租界裏有言論、出版自由，北方的知識分子紛紛南下，全國各地的文學青年源源不斷地湧往上海。
30年代，以上海為中心，在長江三角洲地帶形成了新興的現代工業區，中間階層和產業工人興起。當時資本主義世界出現長期經濟危機，而中國民族工商業得到發展的機會，中國銀元堅挺，彙率升值，在上海一個月的生活費可以在東京過兩個月。
1933年，上海工人的月工資一般約為20元，交通運輸業和郵電工人月工資在25元以上，普通的雙職工家庭年收入平均達到400元以上，專業熟練工、郵電職工、印刷業技工、小學教師、醫護人員等家庭年收入可達600元以上，達到小康水平。至於中級職員和工程師、中學教員、醫生、記者、專業作家、律師、一般演員等則屬於中間階層，可以住兩三間房子，雇傭女傭操持家務，成為社會中堅。
隨著時局緊張，物價上漲，上海工人的生活水平不斷下滑。1933年一個工人的月收入可購買大米1.84石，到1937年隻能購買0.97石，隻能吃糙米、青菜，有的家庭隻有當家的吃幹飯，妻子兒女喝粥。大革命時被廢止的超時工作製，30年代又在“服從民族鬥爭需要”口號中恢複，工資形式也多由計件工資改為計時工資，工作強度卻大大增加。
1935年，僅上海一地即有61萬餘人失業，而上海當時總人口不過400來萬。當年公共部門在上海的街頭和河浜裏共收殮了29000具屍體，這都是赤貧的窮人的屍體，餓死的孩子和溺嬰的屍體。與此相應，知識分子雖然尚未淪落至此，但失業、疾病、物價上漲的打擊也開始出現，不久後的戰爭使他們的小康生活加速消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