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山暫時一統給民族資本以難得的成長機會，但是這種成長始終難以突破專製政權的天花板。內憂外患之中，國家始終沒能實現真正的富強，民生依然多艱。
1928年，北京政府倒台，南京國民政府名義上實現了全國的統一，促進了商業發展和資源的流動。為了解決財政危機，國民政府采取了幾項重大舉措，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果。這幾項舉措主要是：關稅自主，裁撤厘金，發行公債，改組銀行，幣製改革。
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後，實施的是統製經濟與自由經濟相結合的經濟體製，政府試行年度預算，並大大改進它的稅收和財政工作。
抗戰前南京政府的收入主要依靠關稅、鹽稅和貨物稅，這三項收入平均比例為70%以上，最高達到81%，其中關稅又是財政的主要收入。
1928年6月，二次北伐收複北京，7月宋子文就到北平與各國協商關稅問題。美國為了在中國扶持起一個強有力的中央政權，率先與中國合作，承認了中國的完全關稅自主權。接著，各國先後都與中國締結了關稅條約，承認中國關稅自主。但是，日本人一直在關稅問題上同中國過不去，遲遲不肯修約，直到1930年5月才簽訂了《中日關稅協定》，中國的關稅自主終於實現。
關稅自主後，國民政府不但有了較為穩定且數量可觀的財源，而且有了發行公債的擔保手段。由於銀價下跌，政府將進口稅從以白銀為計算標準改換成以黃金為計算標準，稅率從1929年的4%增至1934年的25%。由於這一改革，關稅收入有了很大增長，增加了政府的歲入，1934年關稅收入的數量比1928年翻了一番多，為政府提供了財力支持。
在國庫收入方麵，1928年為4.34億元，1934年為9.18億元，增長了一倍多。1931年至1936年間，工業增長率平均達到9.3%。交通事業方麵的發展尤其蓬勃，到抗戰前，鐵路總長已達2萬餘公裏，新修公路8萬多公裏。
一般來說，關稅首先是保護民族工商業的重要手段，然而國民政府為了應對龐大的軍費開支，卻把關稅當成了增加財政收入的最重要手段。1936年，進口生活必需品的稅率是83.7%，而進口奢侈品的稅率隻有38.1%。之所以這樣，是因為生活必需品的稅率再高也會進口，不會減少關稅收入，而奢侈品的稅率較低，可以鼓勵進口增加稅收。這一高一低中，原材料、機器和成品都一律課以同樣的進口稅，使得普通百姓與巨富承受同樣的負擔，民族工商業的發展被拋於腦後，中國國內消費市場的發展幾乎完全陷於停滯。
早在北伐戰爭時期，國民黨即製定了《處理逆產條例》，規定將北洋政府官營工業全部收歸國民政府所有，對於北洋軍閥在企業中的個人投資也予以沒收充公。依據此條例，它接收了北洋政府的大部分企業，成為南京政府早期國家資本的主體。
政府資本壟斷了鐵路、公路、航空和通訊事業，興建了一批影響全國經濟的重化工業企業，同時以國家銀行貸款方式，向私營輕工業企業滲透。資源委員會享有鎢、銻、錫的出口壟斷特權。最大的航運企業輪船招商局被收為國營。
對於金融業這樣的命脈行業，國民政府必定要將其納入國家的控製下，並憑借國家強權一步步奪得了核心控製權。其時中國金融界的兩麵旗幟中國銀行、交通銀行總行均在北京。為加強政府對金融的控製力，1928年，宋子文將新的中央銀行定址上海，並命中國、交通兩行總行遷往上海。多家銀行隨之南遷上海，導致了上海作為中國唯一金融中心地位的最終確立，而政府壟斷金融的目的也就更易於達到了。
中央銀行是國民黨政府金融壟斷體係的中心。1928年中央銀行成立時，曾標榜以全民之利益為目標，實際上卻憑借其壟斷地位與普通銀行競爭營業，進行投機事業，攫取巨額利潤。
在商業銀行中，政府著力扶持中央銀行、中國銀行、交通銀行、農民銀行四大政府銀行。1928年，四家銀行有資本6400萬元，占全國銀行業資本總額的34%，到1935年達到41%；1928年，四家銀行的存款總額5.54億元，占存款總額的49%，到1935年達到總額的56%。央、中、交、農四銀行加上郵政儲金彙業總局和中央信托局，成為國民黨政府壟斷全國金融業的“四行二局”。政府利用這一金融壟斷體係壟斷了幾乎所有的銀行業務，控製或吞並全國各家商業銀行，操縱全國的金融市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