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期以來中國人一直被外國人譏笑為一盤散沙，缺乏共同抵禦外侮、維護國家利益的團結精神，其原因在於缺乏近代國家觀念。傳統中國社會是以血緣關係為紐帶的。晚清盛行的會館、公所等組織多以地緣為紐帶，以聯誼和互助為宗旨，並不謀求對政治的影響力。
南京政府從建立之初，在外交上就有著倒向英美的傾向。1927年蔣介石第一次下野以後曾到日本尋求支持，結果大失所望，感到與日本沒有合作的可能。日本人為了他們在東北的利益，再加上他們已經在北洋軍閥那裏投了大量的本錢，不願支持國民黨的北伐統一，對南京政府的態度比西方國家要惡劣得多。
日本有著嚴重的島國心態，它支持北洋政府是為了換得看得見摸得著的現實利益，是以中國權益的大量損失為代價的。北洋政府的領導人何嚐不明白這一點。但是，迫於現實的財政壓力，迫於要從日本取得經濟支持以維持生存的考慮，使其不得不付出了沉重的外交代價，被人們視為賣國政府也是理所當然的。
同曆屆北洋政府盡可能取得日本的支持不同，南京政府在外交上對日本是有戒心的。蔣介石在訪日後發動二次北伐，日本人悍然出兵阻撓中國實現統一，並於1928年5月製造了殺害上千中國人和外交公使的濟南慘案。對此蔣介石采取了屈辱的忍讓態度，但暗中操縱民眾的反日運動予以回擊。
相形之下，美國為了自己在遠東的利益，則對南京政府最為友善。1928年7月，美國在歐美國家中率先承認國民政府，隨後德國、意大利、英國、法國等國都在1928年內先後承認了南京政府。
背靠英美和背靠日本，其客觀效果是大不一樣的。英美起碼在中國的領土權益上不像日本那樣貪得無厭，表麵上還算比較公正，再加上南京政府采取的改訂新約、收回權益等措施，使南京政府在相當一批國民心目中第一次摘掉了晚清以來“賣國政府”的帽子。
自晚清以來的不平等條約問題在南京政府手裏基本解決。1928年6月15日，南京政府對外發表宣言，要求各國“重訂新約”。通過另訂新約，政府充分利用了日本和美國在東亞的衝突，把和美國的談判作為突破口，拉住其他西方國家，孤立了日本，關稅自主談判和取消領事裁判權談判都比較成功。從此開始，中國才基本以平等的身份進入了國際社會。
但在內政方麵，南京政府麵臨的最大問題是如何實現事實上的統一。政府實際控製地區僅為長江流域六省，而其他地區尤其是廣大西北地區還處於半獨立狀態。
在西北，回族軍閥馬步芳、馬步青、馬鴻逵、馬鴻賓被稱為“四馬”，其中寧夏的馬鴻逵被認為是最有錢有勢的一個。馬鴻逵的軍事能力並不最強，但他在賺錢方麵的能力首屈一指。馬鴻逵嗜財如命，想盡各種辦法抓錢，在鴉片、鹽、皮毛、捐稅、自印紙幣方麵發了一筆大財。他的食鹽專運專銷辦法可謂舉世無雙，規定每人每月必須買半磅鹽，不管用得了用不了，買了不能轉賣，私賣食鹽要處以鞭笞甚至處死。人民出售牛、羊、騾都要征30%的稅，養一頭羊要征25%的稅，賣一石麥子征稅四角。
最令人強烈不滿的是馬鴻逵的征兵。每家凡有兒子的都要當兵，沒有兒子的就雇人代替，窮人可以到當鋪去借錢，年息40%—60%，而這些當鋪都是他開的。當兵的不僅沒有軍餉，而且得自帶衣服、糧食、柴火、燈油錢。
中國的領土麵積廣大，然而如果缺了160萬平方公裏的新疆，將是難以想象的。民國以來，新疆地方政府依仗著不便的交通事實上獨立，中央政府鞭長莫及，這反而引起了素有野心，決心在邊疆之地做一番事業的盛世才的興趣。
盛世才出身東北軍，早年留學日本士官學校，在南京政府參謀本部工作不得意，因此辭職到新疆任邊防督辦金樹仁的參謀長。他看透了官場中的互相勾結和彼此傾軋，人前極力裝傻，對於賭博吸鴉片等墮落行為絕不表示厭惡，寧可被人認為同道，以避免鋒芒外露。
1933年，盛世才將金樹仁趕跑，自己登上邊防督辦寶座，從此以暴力統治新疆11年。回族馬仲英部隊圍攻迪化時，盛世才與馬仲英展開了生死搏鬥，最後靠蘇聯出兵解了圍。蘇聯紅軍一個機械化團盤踞著新疆東大門哈密，使得國民黨軍隊不敢輕易西進。
盛世才為了與南京政府抗衡，便向蘇聯表白他早已信仰社會主義，借以尋求蘇聯的支持。盛世才製定了“六大政策”全麵倒向蘇聯，也與中共建立了“統一戰線”，上百名共產黨人在新疆各級政府擔任要職。整個新疆除了督辦公署廣場的旗杆上掛了一麵民國國旗外，其他地方掛的是新疆的六星黃旗，到處掛著盛世才和列寧、斯大林的標準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