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割據狀態之下，各地的當政者們各顯神通，治理著自己的一畝三分地。論其效果來說良莠不齊，人們普遍認為山西、廣西較為穩定，西南較為混亂。
1916年討袁護國之戰結束後，四川省內既有本省的川軍，又有喧賓奪主的滇軍和黔軍，滇軍將領羅佩金出任督軍。北京政府希望全國裁軍，羅佩金決定把在四川的滇、黔軍改編為中央軍，使川軍大為不滿，因為川軍對滇、黔軍一直反感極大，如今變成中央軍後留在四川便名正言順了。於是川軍五個師長集體抗命，與滇軍爆發了成都之戰。川軍占有地利、人和，占據了上風。隨後川、黔兩軍又在成都交火，黔軍失敗。
在四川，各派勢力乘機而起，擴充武裝，割據一方，進行了長達二十餘年的軍閥割據和混戰。為了鞏固和擴大自己的防區，軍閥在各自的防區內橫征暴斂，中飽私囊，擴充軍隊。四川農業、工業和商業走向蕭條和崩潰的同時，各派的軍隊規模卻急劇擴大，從民國初年的1萬人擴大到1932年的近60萬人，軍費也飛速增長，由610萬元增至近億元。社會經濟和人民的生命財產遭到了極大的破壞。
護國討袁戰爭期間，雲南的軍費支出很大，受川軍打擊後又無法在四川籌集，欠下900萬元軍餉未發。雲南督軍唐繼堯請求孫中山的廣州政府接濟，但對方經濟一樣很拮據，無力為助。唐繼堯打算準許美商在雲南采礦，消息傳出後受到省內外人士一致反對，籌款發餉的計劃便無法實現。1921年，拿不到軍餉的滇軍由四川回師雲南，唐繼堯隻好逃亡香港。
此後雲南的政局幾經變遷，到1927年暫告穩定，龍雲任雲南省主席。省政府設立了經濟委員會，建立了二十多家官辦企業以發展地方經濟。個舊錫礦的礦石中含雜質較多，隻能售與外商或廣東商人重新熔煉提高成色，然後才能運銷歐美。1933年，雲南政府成立煉錫公司，改進冶煉技術，首次煉出了高成色的錫直接出口歐美市場，個舊“錫都”之稱從此馳名中外。
雲南政府利用錫出口的特殊外貿條件實施外彙管理，征收進口貨特稅，落實特種消費稅，一方麵增加財政收入，另一方麵限製進口和畸形高消費，有效地管製外彙。雲南發行的滇幣實行與英鎊直接彙兌，幣值很快穩定下來。
民國建立後，雲南成為中國最有名的鴉片產銷地，煙稅成為當地的財政支柱。1935年起，雲南當局開始進行“以煙易煙”的經濟結構調整，在禁煙中實行官方壟斷經營，統購統銷，拉動鴉片上漲，用價格手段迫使煙民自覺禁絕。統購統銷所獲得的巨額收益再投入到產業建設和農業改造上，推廣煙草和經濟作物，作為禁煙後的農業替代作物。通過這些種種措施，實現了“以煙易煙”，調整了產業結構，發展了地方經濟。
民國時期，廣西曾被稱為三民主義的模範省，其政治成就遠遠大於經濟成就。廣西是一個落後的農業省份，耕地麵積隻占總麵積的9%，生產效率在全國平均水平之下，工業基礎薄弱，稅收依靠收取雲貴通往廣東的鴉片稅，在內戰中經常感到底氣不足。1930年中原大戰結束時，山西閻錫山認為大勢已去，失敗已成定局，便撥款40萬元給桂係李宗仁，以作為他個人日後的生活費用。此時正是桂軍糧餉兩缺之時，這筆私人饋贈正好救急。
1931年，李宗仁、白崇禧在廣西重新站住腳跟後，以組織民團的方式擴充軍事力量，並進而改造社會，使民團不僅作為軍事組織，而且作為政治機構，承擔起地方建設的使命，以便把散漫的社會力量團結起來，實行統製經濟，以求自給。民團建立後的最大收獲便是民團組織達到農村基層，肅清了廣西的匪禍。廣西省政府決定所有民團經費都由省政府支出，各縣因辦理民團而增加的捐稅一律廢止，民眾得釋重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