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抗戰前的10年中，上海及其周邊地區是南京政府收入的主要來源，占中央稅收的近85%。政府還在很大程度上依賴發行公債來彌補赤字，又是上海的資本家認購了大部分公債。由於控製著長江下遊這塊富庶的地區和上海這個最大的城市，蔣介石與其他派係相比具有雄厚的物力和財力基礎。
隨著北伐軍攻占北京和北洋政府垮台、東北地區易幟，國家在形式上實現了統一。人們在歡慶之餘，麵對的是戰後的一片蕭條。清朝覆亡以來，中國軍隊的數量迅速膨脹，由40萬人增加到260萬人，每月的支出至少為6000萬元，占政府總收入的88%。
為了改善政府財政狀況，開展國民經濟的重建工作，國民政府1929年1月召開了全國編遣會議，希望把軍隊總數減到120萬人，這樣隻花費政府收入的60%。但各地方實力派並不諒解這種行為，認為這是蔣介石排斥異己的手段，各方矛盾開始激化。
在蔣、馮、閻、桂4派聯合打敗北洋軍閥的過程中，馮軍付出的代價最大，起了主力軍作用。若論功行賞，馮部應得到最多的獎賞。但是，蔣介石為了製止馮部力量的增長，采取了以閻抑馮的手法，將北方大權都交給閻。分勝利果實的時候，馮玉祥係統僅分得北京特別市市長和崇文門統稅局的職位，每月收入約20萬元，但這個數目對於擁有40萬軍隊的馮玉祥來說簡直是杯水車薪，無濟於事。
從1928年北伐完成，到1931年9月18日東北劇變，國民黨內部的爭鬥持續不停。先是武漢方麵與桂係聯合倒蔣，迫使蔣介石下野赴日，接著桂係聯合馮玉祥擠走了汪精衛，再下去是桂係與西山派、廣東派水火不容，最後被迫再次請蔣出山，再之後因為蔣介石公開削藩，導致中原大戰，接下來又是廣東派聯合桂係倒蔣。
蔣介石的財政部長宋子文進行了較有成效的財政經濟改革，增加了稅收，擴大了財源，也為打內戰籌措了可觀的軍費。他的對手們都痛感蔣介石軍隊的薪餉、給養和裝備優越，足以用錢收買對方軍隊歸附。
軍費支出和向外國訂購的軍火都由宋子文經手辦理，軍火運抵中國口岸時進口護照還需宋子文親筆簽字，海關才肯放行。宋子文趁此便利順便為財政部下屬的稅警總團購進了一批武器裝備，比蔣介石嫡係部隊的裝備還精良。蔣介石心存疑忌，但雙方不便撕破臉，於是明爭暗鬥不時發生。
南京政府前期，國內戰爭連綿不斷，軍費開支巨額增長，尤其是1931年日本侵占東北後，政府財政更加困難。為了彌補巨額赤字，南京政府隻好步北洋政府後塵，大舉借內外債，較之北洋政府是有過之而無不及。1927年至1936年的10年間，南京政府共發行公債26億元，是北洋政府15年發行公債6億多的4倍多。
南京政府最初發行的幾期公債，大多采用強行攤派的手段，不給折扣，遭到社會抵製，在武力脅迫下才勉強推銷出去。為了順利籌措到急需的軍政費用，政府不得不改變最初的發行方式，繼續沿用北京政府時期優惠讓利發行公債的做法，由江浙財閥牽頭的幾家大銀行買下公債，然後再由銀行出麵在證券市場拋售。
1927年至1931年，南京國民政府發行公債10.85億元，而實際收入為5.38億元，讓利幾近對折，其中絕大部分充作軍費，為蔣介石在軍閥混戰中取得勝利奠定了經濟基礎。各銀行從公債經銷得到的實際利潤約20%，大大高於8.6%的官方利率，銀行業因此迅速發展起來。1928年至1931年，上海一地就新成立銀行23家。全國28個重要銀行的總資產，由1926年的13.91億元增長到1931年的25.69億元，而當時全國工業資本不到10億元，可見金融業的興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