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由於南京政府所發行的公債主要用於非生產性軍政費用，對培育社會經濟和生長社會財力有百害而無一利，隻能使政府信用惡性膨脹，在公債市場繁榮之中，已潛伏著深刻的信用危機。1931年“九一八事變”以後，日本占領東北引發的政治不穩定，導致了公債價格暴跌。公債的還本付息費用不斷增長，迫使政府在1932年和1936年兩次實行內債整理，把原來的各種舊公債統統換成新公債，所有債券利息一概降為年息六厘，延長還本年限為以前的兩倍。
這種賴債行為減輕了政府還本付息的負擔，實際上宣布了政府信用的破產，市麵債券價格一度跌到了二三成。但隨著經濟的恢複和增長，由於有穩定的外彙儲備，政府公債的信用反而大大提高，市價開始上漲，使持債券人和發券人兩得其利。
對於蔣介石集團來說，在政治鬥爭中金融界的力量也極為有力。在1931年12月的國民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上，蔣在粵方的逼迫下辭去了國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長、陸海空軍總司令等職務，財政部長宋子文也隨之辭職。宋子文在辭職前將所欠各軍隊及各機關費用全部支付，總額約2000萬元，造成國庫囊空如洗。同時，在蔣、宋的暗中支持下，財政部科長以上的幹部全部辭職，還將所有文書檔案搬走。
新政府上台後麵臨的最大難關，是政府的財政係統完全癱瘓，而各地軍隊代表齊集軍政部索發欠餉，這些行伍之人鬧起來可不是好對付的。
政府收入每年賬麵上有四五個億，但各省扣留稅收，能拿到的隻有上海的關稅和統稅，數量不到一個億，再發公債的話已經沒有抵押。而支出方麵，每個月軍費需要1800萬，行政教育經費400萬，每月赤字高達1600萬。新任財政部長黃漢梁在財政界既無資曆，又無特定銀行背景，處於孤軍無援的境地。他曾到上海想籌款1000萬，經多方奔走隻得300萬，僅夠5天開銷。
為應付財政困擾，政府首腦孫科、陳銘樞等人提議：暫時停止支付內債本息，挪用內債基金以應政府開支，當時政府每月用來償還內債本息額高達3400萬元。此舉引起國內金融界大嘩，紛紛發表通電反對，上海證券交易所停止交易，上海金融界對政府提出最後通牒，要求政府必須削減開支。
在行政院長孫科焦頭爛額的時候，下野之人蔣介石一出麵，情況頓時改觀。蔣明確表示支持政府，上海金融界也立即改變態度，籌款1000萬元。各方紛往請蔣回京主持大政，維持了不到1個月的孫科內閣辭職，由汪精衛接任，蔣汪再次合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