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曆史上，政府和商人之間的關係一直緊張。在政府看來，商人總是唯利是圖，麵目可疑，容易產生政治異己力量，必須嚴加防範，曆來的統治者都不喜歡商人。而在商人看來，政府則是一隻隨時準備吞食自己的猛獸，可怕但又不得不與之打交道。
在政府力量比較弱小的時候，比如清末時期和北洋時期，它們對商人的態度最寬容，願意扶持商人發展以實現富國強民。一旦政府強大起來，便不願意看到商人強大，既要商人的錢而又限製他們發展。
“四一二”政變以後，蔣介石為了強化統治，首先對勢力最大、影響最廣的上海總商會進行整理，將總商會置於管製之下。各地的商會從一種以商人自治自律為主體功能的社會團體，逐步轉變成為國民黨政府的統治禦用工具，任何反抗者都被扣上“買辦”的帽子。
隨著蔣介石政權的發展，對資金的需求量逐漸增多，軍費每月高達2000萬元。上海商人們的款項僅僅提起了政府的胃口，政府派出專人逐店逐廠要求企業家們捐款，甚至采取恐嚇、敲詐、綁架的手段，常有商人在家中被捕或神秘失蹤，在商人中引起了恐慌。例如，南洋兄弟煙草公司因拒絕向政府提供50萬元貸款被指控壓製工會。上海先施百貨公司經理的3歲兒子被綁架後，綁匪竟以“向黨國事業捐款50萬元”作為贖票條件。為了維係政權，政府14個月內從上海工商界搜刮了1個億，這些活動幹擾了正常的經濟活動，激起了上海資產階級的嚴重不滿。
1927年5月，南京政府為緩解財政困境，發行總額為3000萬元的“江海關二五附稅庫券”，要求上海商業聯合會承擔發行任務。江浙財閥中的金融家為了讓南京政府承認北洋政府發行的公債並還本付息，鹽商們為了保持手中祖傳的鹽票繼續有效，其他行業經營商為了能從新政府中得到好處，很快就將這3000萬認購一空。
當然抵製的也有，上海總商會會長、中國通商銀行總經理傅筱庵所屬銀行、公司被攤派1000萬元，他幹脆直接躲進了租界。政府向傅筱庵發出逮捕令，沒收了他的大部分資產。棉紗業聯合會被攤派認購50萬元，但整個行業不景氣，無人認購。無奈之下，“棉紗大王”榮宗敬勉強認購了12.5萬元，結果惹怒了蔣介石，下令以甘心依附孫傳芳、“擁資作惡”的罪名查封其產業，並通令各地軍警偵緝逮捕。榮宗敬請動了張靜江、李石曾、蔡元培、吳稚暉四位國民黨元老出麵通融，才得以將這場災難化解。
首次發行庫券成功，財政部長宋子文便提出再發行4000萬元，引起了上海商人和資本家們的強烈反應。宋子文把他們召到南京施壓，蔣介石親臨訓話，聲稱在上海潛伏的共產黨不在少數，如你們不肯幫助政府解決困難，一旦上海共產黨暴動，政府又如何能幫助你們去鎮壓呢？說完便轉身離去。與會者相顧愕然，無不搖頭歎息。
通過兩次庫券認購，江浙財閥向南京政府提供了7000萬元的經濟資助，為南京國民政府在與武漢國民政府的鬥爭中的最終勝出奠定了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