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政府對江浙財閥也不是一味的打壓。作為答謝，大批財閥中的領袖人物進入國民政府任職。銀行家陳光甫通過“江海關二五附稅庫券”的推銷，深得蔣介石的賞識，並且由於他和美國銀行業的良好關係，國民政府的美元借款都由他負責，他當上了政府委員。榮宗敬擔任了中央銀行理事，虞洽卿則擔任了中央銀行的監事。
蔣介石個人作風獨裁專斷，拒絕其他一切勢力對他的權力進行幹涉。江浙財團曾試圖向政治領域滲透，但他們分享政權的意圖受到蔣介石的堅決抵製。南京國民政府掌握了政權和軍隊，江浙財團雖然有強大的經濟實力和社會影響力，但整體上看，缺乏與中央政權對抗的實力。
新政權號稱廉潔，但實際上商人同政府做交易仍主要靠傭金，其次靠私情。自上而下多數人都要好處，包括門房傳達、值日員等，有的收現金，有的接受禮品。當政府內部決定要訂購物資和材料時，各級人員早已相互勾心鬥角，爭先恐後爭奪經手權，一朝經手便積極地同商人通聲氣、提方法，希望做成交易，從中得到好處。
國民政府成立後嚴禁鴉片，但不久為改善財政也不得不撿起鴉片稅這個充滿誘惑的禁果。各級禁煙機構中，當權者故意安插向來販賣煙土的青幫分子來查禁煙土，販煙起家的杜月笙就是上海市禁煙委員會常委之一，真是“貓鼠同穴”。
1928年11月，宋子文利用招商局船隻販運煙土2萬兩至上海，由蔣介石的親信、淞滬警備司令熊式輝保護經銷。時蔣桂交惡，上海市長張定璠屬桂係人物，派出警察在碼頭抄獲煙土，並在滬上各報大登這一醜聞。熊式輝自恃靠山硬，公然稱公安局“妨礙公務，攔路劫奪煙土”，一時軍警唇槍舌劍，互相攻訐，最終不了了之。運土案的後台宋子文未傷一根毫毛，武裝運煙的主犯也照樣當他的警備司令。
1932年11月，國民政府推行“寓禁於征”的鴉片政策，廢除了禁止吸鴉片和關閉鴉片館的命令。杜月笙以每月交付中央財政部300萬美元為條件，在上海公開出售鴉片，實現了“黑白合流”。這一政策刺激下，全國鴉片種植麵積大增。1914年到1919年，全國種植鴉片麵積占耕地的3%；但是1929年到1933年，鴉片種植麵積據估計占耕地麵積之比例已達20%。當時種稻的稅收入每畝才5元，種鴉片的稅收入每畝達30元，許多地方政府鼓勵或強迫人民種植鴉片，四川有些地方還對不種鴉片的農民課以“懶稅”。
鴉片泛濫使得其價格相當便宜，與抽好牌子的香煙消費相等，這也使鴉片的危害變得更普及、更深遠。隨著政府財政危機逐步度過，1936年2月，蔣介石在南京召集反毒品會議，宣布要在6年內根除吸毒者和販毒者。但是，這項政策後來被日本鴉片販子打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