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口清初時是6000萬，到晚清時已達4億多，幾乎增長了7倍，而這一時期耕地麵積隻增長了30%，人多地少的矛盾日益加劇。長期的戰爭和連續不斷的自然災害造成了大量的破產失業人群，他們大批出海謀生，海外華僑的人數日漸增加。
幾百萬華僑到南洋謀生，解決了自身的衣食問題，也為當地的發展做出了貢獻。華僑多係隻身出洋，懷念父母妻子，把省吃儉用節餘的銀錢彙寄回國，贍養親人，使得相當部分的僑眷得到溫飽，這在客觀上起著維護社會秩序的作用。1906年中國駐德大使估計，南洋僑民每年寄給親屬的錢在白銀1000萬兩以上。
華僑久居海外，但思想深處仍以中國人自居，渴望祖國恢複富強與威望。清朝政府為建設海防和應對戰爭，派人到南洋向華僑募捐，華僑也是慷慨解囊。左宗棠在福州創辦造船廠，資金不足，泰國華僑陳金鍾捐銀1萬兩，被清朝授予道員銜。較長時間內華僑以接受清朝的封贈為榮耀，印尼華人官員出行還學清朝官吏，命人在身後打傘，以表示身份和威嚴。
長期以來，孫中山把領導起義的實際工作交給黃興等人，自己長期居留國外，工作重心便是募集起義經費。由於長期在海外，他的籌款方式也有些與眾不同，很有“挾洋自重”的味道：錢依靠向華僑募捐，槍依靠向帝國主義國家購買。這樣，起義地點隻能選擇在邊境和沿海一帶，以利於運輸和宣傳。廣東地區的起義雖屢遭失敗而仍然戰略不變，原因即在此。
一開始孫中山打列強的主意，希望這些財大氣粗的洋人政府出手幫助，但沒有成效。1900年6月，孫中山會晤法國公使，希望得到軍火和法國參謀的幫助。作為交換條件，孫中山提出在華南境內給法國人大麵積租界。1910年，孫中山在洛杉磯同美國人布恩等多次會談，要求布恩向紐約財團洽商貸款。孫計劃在17個月之內籌足350萬元，分4期攤付，以東北礦權作為回報。
但是，列強政府都奉行實力至上的觀點，不願意來摘這個虛幻的桃子，這些計劃都未能實現。反倒是香港、橫濱和新加坡的華僑首先從財政上支持孫中山的活動，隨後逐步擴展到南洋和美國，來自華人的捐款和成員源源不斷。
1894年春，孫中山北上路經上海時，與宋氏姐妹的父親宋耀如相遇。兩人誌趣相投，一見如故。宋耀如後來在經濟上積極支援孫中山的革命活動，成為孫中山的司庫，並冒殺頭危險為孫中山秘密印製革命宣傳品，宋家的命運和孫中山從此密切聯係在一起了。
1900年前後，康有為、梁啟超的保皇會勢力在海外擴張，康有為打著“帝師”的旗號大肆宣揚“勤王”主張，要救光緒皇帝複出，吸引了華僑的眼球。與主張“犯上作亂”的革命派相比，保皇會似乎更名正言順，在募款方麵更為得心應手。有如此一說，康有為一次就獲得新加坡僑商30萬元讚助。梁啟超於1899年底到了檀香山，遊說華僑出資出力加入保皇會，僅半年時間便募款10萬元。很多原興中會會員加入了保皇會，連孫眉也誤入了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