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末那個風雨飄搖的年代，革命小團體層出不窮。由於同盟會屢不得手，使得許多人深感不滿，決定自己行動，不再奉孫黃的號召。光複會副會長陶成章廉潔清正，深孚眾望，他曾經北上計劃刺殺慈禧，歸途中因缺乏路費幾乎餓死。有一次，陶在南洋籌得巨款回到上海，同盟會中部地區領導人陳其美找上門，希望得到一些經費，沒想到遭到陶的大罵。陶聲稱，華僑省吃儉用為革命捐的錢，不會給你去吃喝嫖賭。一文也沒給他。陳其美大怒，兩人結下梁子。上海剛剛光複，陶成章便被刺，刺客便是陳其美的得力幹將蔣介石。
清王朝走到20世紀初的曆史關口，吏治已經到了病入膏肓的地步，貪汙腐敗已經成為官場的一種常態，用以製約腐敗的監察製度也已失靈。嚴格地說，朝廷所有的官都是買來的，即使科第出身，要想混個好缺，也非花錢打點不可。
1900年買官的價碼是：京官裏郎中2073兩，主事1728兩；地方官裏道員4723兩，知府3830兩，知縣999兩（據《內鄉縣衙與衙門文化》，中州古籍出版社2008年修訂版）。而滿朝文武在做上官之後，幾乎無不忙於爭名逐利，以便把自己的投資收回來。這也讓一些革命黨有了買官打進敵人內部起事的想法。買官進入體製內，為的是在內部找機會幹掉這個體製。
光複會在江浙獨立推動革命，光複會員、富商許仲卿一捐就是5萬銀元，讓徐錫麟、陶成章等四人分別買到了知府、同知等職位。徐錫麟生在富商家庭，卻舍棄富貴投身革命。1907年7月，安徽巡警學堂督辦徐錫麟當眾刺殺巡撫恩銘，自己隨後英勇就義。雖然這種方式使得清朝高官人人自危，但其成本實在過於高昂。
在長江中遊，一些前同盟會會員決定深入清軍內部起事。此時，清政府的腐敗已經病入膏肓。昔日驍勇的八旗兵被朝廷大筆的錢糧養成了廢物，成天熱衷於玩鳥唱戲，拉不開弓、上不去馬的大有人在，到了清末更是完全依靠漢人當兵維護其統治。
同盟會一向認定軍隊是革命的死角，除1909年組織廣州新軍起事外，基本從未顧及過那裏。而共進會、文學社等團體在湖北新軍中一個人一個人地發展成員，建立了自己的秘密組織網絡，為即將到來的起義逐漸打下基礎。
為了籌款，共進會的居正和焦達峰不惜做賊，潛入寺廟盜金佛，可惜路上遇見捕快，誤以為盜佛之事敗露，慌忙丟下金佛奪路而逃。革命黨人劉公家庭富裕，他知道父親一心要自己做官發財，就以自己想花錢捐官的名義向家裏要了5000兩銀子。不料同樣忙於籌款的同誌彭楚藩找上門，以要將他押送官府要挾，逼他捐款，惹得劉公很是不悅：“我本來就是從家裏騙錢革命的，你又來嚇唬我！”
在革命隊伍分化之際，屢戰屢敗的同盟會決心集會中精英與清政府決一死戰，破釜沉舟以推動革命。他們計劃以廣州新軍為主幹，另選革命黨人800人組成敢死隊，於1911年4月發動起義。這次同盟會下了最大的決心，準備槍械600餘支、經費15萬元，籌備時間長達半年。廣州革命黨人原定4月26日起義，因泄密而延緩一日。27日下午，前線總指揮黃興與100多名敢死隊員以明知不可而為之的英雄氣概，孤軍發動攻擊，結果86人遇難，遺體72具葬於黃花崗。
這次失敗對同盟會的打擊是巨大的，不僅是武器與經費的損失，更重要的是骨幹成員的損失。孫中山在祭文中沉痛告白：吾黨菁華，付之一炬。一時間，革命似乎進入了低潮。
雖然起義失敗，清朝的統治秩序表麵恢複，但犧牲的革命黨人受到廣泛的尊崇。各界民眾公開同情、宣傳、祭奠黃花崗烈士，清朝官吏對此十分無奈而無法製止。革命黨人在鄉村公開活動，城市居民也是人心思變，反對清王朝的“大逆不道”言行獲得了廣泛的社會認同，清朝的統治已處於風雨飄搖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