曆史地看，近年來我國基礎貨幣的投放中，與對外經濟活動相關的貨幣投放所占的比重呈現明顯的擴大趨勢。1993 年我國的基礎貨幣中，國內信貸占 93%，外彙占款占 7%，1994 年以後，外彙占款占比迅速上揚到75%以上。從外彙市場的運行狀況看，在外彙市場持續供大於求的市場格局下，中央銀行為了維持彙率的穩定而被動吸納外彙儲備，由此增大的貨幣投放也是被動的。中央銀行為了保持貨幣供給量的增長在預定範圍內以實現預定的政策目標，就不得不壓縮國內信貸。目前，中央銀行一般性再貸款占全部資產運用的比例已從1993年底的 72%降到30%左右，且主要集中在中國銀行、中國農業銀行等。這使中央銀行控製貨幣供應量的主動性和回旋餘地大大降低。
開放經濟的發展和經濟對外開放程度的提高，不僅從貨幣投放的渠道影響貨幣供應，還通過外資的配套資金等渠道影響國內的資金供求。據調查，每利用 1美元需要配套人民幣資金 15~20元左右，包括關稅、土建、國內設備、安裝調試、流動資金等。如果再加上通貨膨脹的影響，需要配套的人民幣資金更多，如果按我國外債餘額 1066 億美元計算，需要配套人民幣 15000億~20000億元，這些配套資金是保持我國外債使用率的前提，在某種程度上也成為中央銀行貨幣供給不能減少的一部分，這又進一步削弱了中央銀行控製貨幣供給量的主動性。
（四）貨幣政策的作用機製出現變化
開放經濟的發展和經濟對外開放程度的提高，使得貨幣政策的作用機製出現了深刻的變化；由於我國正處於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的進程中，開放經濟的發展對於市場化的貨幣政策的建立發揮了事實上的推動作用。
1.貨幣政策的傳導途徑。
從理論角度看，貨幣政策的傳導途徑通常有三個：利率途徑（及其他資產價格途徑），信貸配給途徑和國際經濟途徑。這三種途徑在整個政策傳導中的作用大小，取決於開放經濟的發展和對外經濟開放程度的變遷。在封閉經濟條件下，中央銀行主要依賴信貸配給和利率途徑。對外經濟開放程度的提高，相應提高了國際經濟途徑在貨幣政策傳導途徑中的作用。在開放經濟條件下，中央銀行調節國內利率水平後，一方麵，套利資金的套利活動能夠影響國內貨幣總量；另一方麵，利率波動引發的國內供求狀況變化會引致國際收支狀況的變化，國際收支的變動也會影響到宏觀經濟活動水平。套利活動、國際收支狀況的變化會影響到外彙市場的供求狀況，引起彙率的調整和國內貨幣供求狀況的變化。當前，國際經濟途徑對於我國貨幣政策傳導的重要性趨於上升。
2.貨幣政策的時滯變化。
從貨幣供應擴張的角度看，開放經濟的發展和對外開放程度的提高，促進了本幣資金運行“時滯”的縮短。在對外開放程度有限的宏觀環境下，中央銀行基礎貨幣從投放到擴張要經過從中央銀行到商業銀行一係列信貸活動，以及從銀行體係到企業體係的存款-貸款轉化過程（也就是貨幣乘數的作用過程），具有較長的時滯。開放經濟的發展，特別是 1994年彙率並軌，外彙占款成為基礎貨幣投放的重要渠道，而外彙占款能夠通過銀行結售彙體係將基礎貨幣迅速轉化為企業存款，這相應導致貨幣供應量擴張速度的加快和調控時滯的縮短。
3.貨幣政策的結構性變化。
經濟對外開放程度的提高，使得貨幣投放的結構發生顯著變化，主要表現在：在外彙占款所占比重較大時，外向型企業、部門和行業，以及對外開放程度較高的沿海發達地區，資金供應相對充足；內向型企業、部門和行業，以及開放程度較低的內地地區，資金供應相對短缺。這種結構性變化對於貨幣政策有效性提出了新的挑戰。
4.貨幣政策中介目標的變化。
從國際範圍內來看，開放經濟不斷發展的過程，往往伴隨著貨幣政策的中介目標從總量性指標逐步轉向價格性指標。80 年代，西方各國紛紛放寬甚至放棄傳統的貨幣總量的目標，以適應開放經濟發展、金融創新、金融市場國際化、國際性的貨幣替代等。西方各國有的開始采用覆蓋麵更廣的貨幣指標，更多的開始改用利率、彙率等價格性中介目標，有的國家甚至直接釘住貨幣政策的最終目標等。
（五）外彙管製效率是影響貨幣政策有效性的重要因素
由於我國當前依然保持資本項目的管製，貨幣政策能夠通過外彙管製的實施，來降低國際資本流動的衝擊，提高貨幣政策的有效性，盡管這在一定程度上要以犧牲經濟效率為代價。不過，盡管存在外彙管製，不同的經濟主體出於局部的經濟利益，常常采取一些違反外彙管製措施的行為，於是，外彙管製的效率也就成為影響貨幣政策有效性的重要因素。
1.外幣的本幣化。
所謂“外幣本幣化”，是指在宏觀緊縮的條件下，不能從國內獲取足夠人民幣資金的企業通過資本流入在國內結彙換取人民幣的現象。這種外資流入純粹是為了繞過國內貸款規模限製而利用銀行間外彙市場換取人民幣資金，企業承擔了明顯的彙率風險。在外資流入時，這些“本幣化”的外資最終都成了中央銀行的外彙儲備，形成外彙儲備的虛增，加劇了中央銀行基礎貨幣結構和貨幣供給對象結構的不平衡，降低了中央銀行控製貨幣供給量和控製貨幣投放結構的主動性；這些外資流出時，則會對國際收支平衡形成壓力，並相應降低外彙儲備、擠壓國內的本幣供給。
2.隱性外債。
所謂隱性外債，是指實質上是外債，但是采取了其他一些更為隱蔽的形式，如轉移定價；采取“假合資”的形式，中方給予外方以換取固定投資收益的保證，合資、合作企業的經營風險完全由中方承擔。首先，這些外債常常以不同的形式進入銀行結售彙渠道，在隱性外債的流入和流出時期，外彙市場的供求矛盾會明顯加劇。其次，隱性外債並不在國家外債統計範疇之內，但又屬於境內機構以外幣承擔的具有契約性償還義務的債務，具備了外債的性質，影響了我國國際收支統計和外債統計的準確性，給國家宏觀經濟傳遞不準確的信息，使國家潛在外債償還風險增大。再次，隱性外債中的相當大部分投向交通、能源、通訊和商業服務，多為外彙不平衡項目，現時結彙及未來彙出問題將對人民幣彙率、外彙儲備以至整個國際收支和國民經濟產生不可忽視的影響。從國際範圍看，發端於泰國的東亞貨幣危機之所以會迅速衝擊到韓國的經濟，一個十分重要的原因是韓國大量的“隱性外債”顯性化，統計出來的外債規模大幅度攀升，打擊了國際投資者的信心。
3.貨幣替代。
所謂貨幣替代，是指由於金融抑製、金融市場不發達和有效性低下、以及經濟政治等的不穩定，引發的國內公眾對本國貨幣的躲避行為。國際金融界一般用外幣存款占金融資產的份額來衡量貨幣替代的程度。研究表明，我國的貨幣替代較低，主要體現於居民在國內的外幣存款以及在國外的存款，同時貨幣替代程度的高低與彙率風險的大小呈正相關。1998 年以來，東亞貨幣危機的負麵影響不斷顯現，國際外彙市場大幅波動，部分企業、居民存在人民幣貶值的預期，主要表現在外幣存款的超常規增長、外彙貸款的萎縮、外彙投機性交易的活躍等。貨幣替代是許多發展中國家遇到的金融難題，它具有許多負麵影響：（1）貨幣替代增大了貨幣政策操作的難度，幹擾了貨幣政策的獨立實施。例如，在政府試圖通過擴張性貨幣政策刺激經濟增長時，新增的本幣供給中，有一部分轉移到國外，這樣，擴張性貨幣政策的某些目標（如刺激增長、減少失業等）就會難以實現。（2）貨幣替代具有內在的緊縮效應。由於貨幣替代過程中資金從本幣向外幣轉移，本國居民將減少國內消費支出在國內收入中的比重，即是將較多的本國購買力轉移到相同數量的外幣資產上。（3）易於誘導投機性活動。
（六）外部經濟平衡因素在貨幣政策中的地位顯著上升
開放經濟的發展和對外經濟開放程度的提高，使得對外經濟部門對於宏觀平衡的影響力明顯增大，從而迫使中央銀行在注重內部平衡的同時，越來越注重外部平衡。貨幣政策在兼顧內外平衡兩個目標時，常常是兩個目標出現相互衝突的情況。這就迫使中央銀行綜合運用多種調控措施，並注重不同調控措施之間的協調。顯然，與封閉經濟條件下的貨幣政策相比，開放經濟條件下實施貨幣政策的難度明顯增大。
從宏觀平衡等式 M-X=（I-S）-（T-G）的角度看，對外經濟活動對宏觀均衡的影響主要是通過國際收支的差額（M-X）。盡管國際收支形成的差額可以通過其他渠道進行彌補，從而達到宏觀經濟的平衡，但是，過大的國際收支順差會造成國內通貨膨脹壓力，過大的國際收支逆差則可能造成國內需求萎縮的壓力。
隨著對外開放程度的不斷提高，彙率、外彙儲備和國際收支狀況在貨幣政策中的地位也是不斷上升的。彙率的不穩定常常既是宏觀經濟不穩定的表現，同時也是宏觀經濟動蕩的原因之一。大幅度的彙率波動增大了國際貿易的成本和貿易部門的相對穩定。在本國彙率偏離均衡彙率的條件下（高估或低估），扭曲的彙率水平會導致國內貿易部門和非貿易部門的不平衡，並導致資源配置的低效率，加大了國內資源配置在貿易部門和非貿易部門的結構性矛盾。具體來說，高估的彙率會抑製出口的擴張，並導致資源向非貿易部門的過分集中；與此相對照，低估的彙率使出口過度擴張，並導致資源向貿易部門的過分集中。隨著開放程度的提高，彙率通過財富效應、收入分配效應等渠道和方式，會對宏觀金融運行產生多方麵的影響。
（七）開放經濟對傳統貨幣政策的挑戰
開放經濟的發展，使得原來在封閉經濟條件下能夠進行的計劃控製變得難以實施；隨著對外經濟開放程度的提高，貨幣政策方式也就被迫從原來以計劃性的直接控製為主要基礎的貨幣政策方式，逐步轉向以市場為基礎的、間接化的貨幣政策方式，表現在調控機製上，就是要逐步建立和完善新的經濟金融環境下貨幣政策的運行機製。
1.“非計劃性”的外向性經濟變量增大了計劃性控製手段實施的難度。
在開放經濟條件下，外彙儲備、外彙占款、國際收支狀況等與對外經濟活動緊密聯係的經濟變量的變動一般是隨機性的、“非計劃性”的，是政府有關部門難以在事先準確地預料和決定的。在原來我國宏觀調控主要依賴計劃性直接控製措施的條件下，對外開放程度的提高和外向性經濟變量波動的隨機性，常常使中央銀行處於被動地位。這就迫使中央銀行放棄直接控製，培育市場化、間接化的調控工具，包括利率和公開市場業務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