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推進我國準備金製度的完善和貨幣政策有效性的提高
基於準備金政策的運行特點和製約因素，在中央銀行已經於1998年3月21日對準備金製度進行全麵改革（主要表現為合並準備金賬戶和備付金賬戶、降低準備金率）的基礎上，當前要積極推進準備金政策的完善，促進貨幣政策有效性的提高：
（1）在貨幣政策中更多地運用間接的調控手段，更多地運用市場化的調控手段，減少計劃型調整措施對準備金政策的製約。
（2）在合並法定準備金賬戶和備付金賬戶的基礎上，逐步降低直至停止支付準備金的利息，促使商業銀行提高資金的運用效率。
（3）在降低準備金水平的基礎上，保持準備金水平的相對穩定，隻是在經濟金融運行出現重大和顯著的變化時，才運用準備金工具，以免對經濟金融運行形成過大的衝擊。
（4）擴大準備資產結構，促進金融市場的發展和商業銀行資產的多元化。
（5）把中央銀行的準備金政策與商業銀行的資產負債管理有機結合起來。
（6）在運用準備金政策時，必須充分考慮商業銀行、企業、居民等經濟主體的經濟行為、預期變動等對實際準備金率的影響，以提高中央銀行運用準備金政策的主動性。
四、再貼現政策中的製約因素及其運行機製
再貼現政策主要是通過中央銀行調整對商業銀行票據買賣的價格來影響商業銀行的資金成本，進而影響到商業銀行的信用活動。具體來說，中央銀行的再貼現政策主要通過三個渠道發生作用：（1）調整貼現率，影響到商業銀行的資金成本；（2）影響經濟主體的預期，發揮“宣告作用”（Announc ement Effec t）；（3）通過規定再貼現票據的條件，調整商業銀行的資產結構，進而影響到商業銀行的信用行為。
曆史地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主要市場經濟國家，再貼現政策得到十分廣泛的應用。但是，隨著客觀經濟金融條件的變化，再貼現政策的實際有效性明顯減弱。日本中央銀行一直將再貼現政策作為貨幣政策的主要工具，曆史地看，在日本經濟發展的不同階段，再貼現政策在整個貨幣政策中的重要性相對有所不同。日本銀行建立時，其再貼現餘額占到信貸總餘額的 60%左右；隨著經濟的發展和市場機製的不斷完善，日本銀行對於再貼現政策的依賴越來越小，在 1995 年底，日本銀行的再貼現餘額占到其信貸總餘額的比率僅僅為0.4%。
再貼現政策發揮作用的核心內容是中央銀行通過調整再貼現規模及條件來影響商業銀行的資金狀況，進而影響到市場利率水平。但是，再貼現政策有效性的發揮受到一係列因素的製約：
（一）商業銀行在再貼現政策中占據主動地位
在中央銀行的再貼現政策操作中，中央銀行是被動的，商業銀行則占據主導性的地位，因而這一工具的有效性並不穩定，在很多時候還相當低。正由於此，以薩繆爾遜為代表的一批經濟學家認為，“很少有經濟學家讚許現在的貼現率政策”。中央銀行通過再貼現利率手段實施貨幣政策，是從外部去影響借款額度，但是資金運用的自主權顯然是在各個金融主體之手，而各個金融機構的資金行為取決於其特定的經營目標、資金狀況。如果商業銀行持有很強的流動性資產，其信用擴張活動並不依賴於對中央銀行的借款，中央銀行調整再貼現的調控措施也就相應難以發揮效果。隻有當金融機構在資金上對中央銀行有較大的依賴性時，再貼現政策才會具有較高的有效性。
（二）利率管製
市場化的利率形成機製是再貼現政策高效運作的重要條件。在利率由國家實行嚴格管製的條件下，由於政府為刺激經濟發展一般將利率水平控製在均衡點以下，商業銀行必然會盡可能地擴大向中央銀行的借款規模，無論中央銀行如何調整再貼現率，對商業銀行的信用擴張活動是難以產生影響的。從利率體係來說，我國的利率管理體製雖然經過一些改革，但仍然處於一種比較僵化的狀態，沒有形成一個高效聯動的利率結構，當中央銀行利用再貼現利率工具時，並不一定會帶動其他利率的相應變動，再貸款利率的政策效應也就不可能釋放出來，中央銀行也就不可能達到預期目的。
從德國的情況看，由於德國的票據市場十分發達，再貼現利率對於社會資金供求的調節能力十分強大，因而德國的再貼現利率在整個利率機製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在金融市場上，德國的貼現率在一個利率通道內引導貨幣市場利率，這一利率通道的上限是倫巴德利率，下限是貼現率，這一利率格局以特別明顯的方式反映了貨幣政策的基本意圖，盡管德國放鬆利率管製已經有30多年了，銀行的利率仍然明顯地受到再貼現利率的影響。如果實際經濟運行中需要政府有關部門以再貼現的形式提供不同程度的資金支持，德國聯邦銀行可以對其融資提供不同的貼現利率。例如，為了鼓勵出口，直到1956 年聯邦銀行都是以非常低的貼現率買進外國彙票和出口單據；在 1958年之前，德國聯邦銀行還製定了用於某些戰後重建貸款的特定的優惠貼現率。通過再貼現政策中對於利率的調整，德國的貨幣政策以較高的效率達到了其調控目標。事實上，歐洲中央銀行也沿用了德國的體製。
（三）市場主體的發展
充分市場化的市場主體是再貼現政策高效運行的微觀基礎，同時也是其他市場化調控工具高效運作的前提之一。金融機構必須是以利潤為經營目標的市場化企業，再貼現利率的變動才會通過成本的增減影響其利潤，從而誘導它多借款或使它少借款。借款企業也必須是市場化的經濟主體，當商業銀行變動貸款利率時，企業才會根據市場化的原則作出增加或減少借款的選擇，而這一選擇的過程，從宏觀上看，也就是再貼現政策調控效果的傳遞過程。
（四）信用製度的完善和金融市場的發展
隻有具有完善的信用製度，票據市場才會得到長足的發展；金融市場的發展，則為再貼現政策效果的高效傳導提供了良好的市場條件。在這一方麵，再貼現政策和其他市場化政策工具具有高度的一致性。
（五）中央銀行的調控能力
再貼現政策實際上蘊含了一定的選擇性政策意義，中央銀行能夠通過運用再貼現政策，對特定的產業、地區進行扶持。這就要求中央銀行必須具備較高的把握經濟發展總體格局、產業格局變動、金融市場發展等的能力，並能夠相應采取特定的調控措施。因此，與其他市場化的政策工具相比，再貼現政策對於中央銀行調控能力的要求更高。如果中央銀行不具備較高的調控能力，再貼現政策就往往容易變成扭曲市場機製、降低資金配置效率的調控工具。
韓國是較好地運用再貼現政策的國家。在經濟發展的不同階段，韓國再貼現政策選擇性支持的產業和部門並不是一成不變的。在早期，韓國銀行向有進口替代效應及關係到人們日常生活的工業部門提供設備及營業方麵的優惠資金。隨著韓國輕工業的國際競爭力不斷增強，韓國銀行及時地強化了對輕工業部門的支持。70年代，當韓國的工業化進程逐步轉向重工業時，韓國銀行就相應將支持的重點轉向重工業，如煉鋼、石化與造船行業等。從80年代以來，經濟高速增長中所積累的問題逐步暴露，韓國銀行的再貼現政策大力支持了政策的結構性調整措施，以強化韓國產業結構中的薄弱環節。尤其是 80 年代，韓國貨幣當局由於經常項目盈餘而投放的外彙占款增加，大企業資金短缺的狀況明顯緩解，韓國再貼現政策的重點相應減少了政策性貸款的內容。
五、選擇性調控工具的製約因素與貨幣政策有效性
正如我們在前麵論及的，公開市場業務、法定準備金製度和再貼現政策是一般性的調控工具，這些工具主要是基於對貨幣供給總量的調控，對於某個特定的部門或者產業不發揮單獨的調整作用。從總體上看，一般性的調控工具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占據主導性的地位。在此基礎上，選擇性的調控工具也有其特定的作用範圍，一般常用的選擇性調控工具包括道義勸說、信貸分配控製、利率控製以及對於不動產、證券、消費等領域的信用控製等。在轉軌經濟中，市場化的調控工具由於市場條件的不具備等原因導致調控效率不高，因而政府有關部門常常傾向於習慣性地運用計劃性的調控工具（當然這有特定的金融結構、經濟發展階段等方麵的原因），應該強調的是，這在實質上是在向傳統的計劃經濟條件下的調控方式、調控工具回歸，是與市場化的貨幣政策方式不相容的。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選擇性的調控工具通常隻是在十分有限的場合發揮作用。另外，由於信貸分配控製、利率控製等方式在我國金融界依然廣泛地以不同形式存在，其負麵作用已經十分突出，在建立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貨幣政策方式的進程中，需要大幅度地降低這些調控工具的運用範圍，使市場化的調控工具發揮基礎性的作用。
從當前我國貨幣政策的實踐看，“窗口指導”（道義勸說）依然具有比較強的行政幹預的色彩。從 1998 年的調控實踐看，我國的窗口指導主要包括兩個方麵的內容：“一是商業銀行的信貸政策成為窗口指導的重要依據和貫徹內容，二是信貸投放數量和進度成為窗口指導的重要目標”。顯然，信貸政策是商業銀行內部自主確定的經營政策，不應該屬於貨幣政策的內容；同時，在資產負債比例管理的條件下，信貸投放的數量和進度也應該是商業銀行的自主決策，窗口指導對這些領域進行幹預，在實際上顯示出中央銀行依然習慣於運用規模控製這一傳統的調控手段。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道義勸說是運用的最為普遍的選擇性調控工具。所謂“道義勸說”最早起源於美國，在不同的國家有不同的稱謂，如在日本稱為“窗口指導”（Window Advice），在英國則稱為“請求”（Request）。一般來說，中央銀行進行道義勸說的主要形式包括兩種：（1）中央銀行給商業銀行確定建議性的指導指標（Guideline）；（2）政府有關部門領導人的講話。道義勸說雖然並不明顯地帶有強製性，但是在許多情況下能夠取得類似強製性措施的效果。商業銀行之所以聽從中央銀行的道義勸說，一方麵可能是希望在將來經營遇到困難時能夠獲得中央銀行的及時支持，另一方麵也可能是認為中央銀行對於宏觀經濟金融運行態勢的判斷更為準確、更為全麵。在中央銀行進行道義勸說時，雖然各金融機構並不負有按中央銀行的意圖辦事的法律責任，但由於中央銀行的特殊地位，即掌握有對商業銀行提供貸款的權力、批準有關金融機構業務申請的權力等等，使得中央銀行的道義勸說具有較大的影響力。同時，金融機構也認為，中央銀行的利益往往是和它們自身的長遠利益是一致的。不過，道義勸說的局限性也是十分明顯的：這主要表現在道義勸說具有差異性和歧視性。道義勸說在很多情況下是一種“個別指導”，因而不同金融機構之間產生差別待遇的可能性很大。首先是中央銀行的決策可能帶有一定的隨機性、隨意性。其次是同一政策對不同的金融機構產生的影響不一致，影響了市場競爭的公正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