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貨幣供應量作為中介目標。
貨幣供應量作為貨幣政策的中介目標，受到貨幣主義的高度推崇，並在70~80年代之間大行其道、貨幣主義的代表人物弗裏德曼認為，貨幣供應量能夠為中央銀行所監測和控製，同時又是與實際經濟運行密切相關的，因而是最適當的貨幣政策中介目標。80年代以來，盡管經濟金融條件發生了深刻的變化，日本等國家依然堅持把貨幣供應量作為中介目標，在此框架範圍內試圖改善貨幣供應量的效果，其主要措施就是擴大貨幣供應量指標的覆蓋麵，並予以進一步的細分。
80年代以來，特別是近年來，由於金融自由化和經濟全球化的影響，日元同樣經曆了自由化、國際化、全球化的洗禮。（1）由於日元幣值高企，國際金融市場在調整金融資產結構時常常更多地持有日元，日元作為國際貨幣的地位在不斷提高，國際市場上的日元交易也十分活躍，使得相當部分的日元資產與日本國內的經濟運行失去緊密聯係；（2）日本國內金融市場上的金融創新也十分活躍，使得貨幣供應的定義和統計變得日益困難，使用傳統監測方法的誤差越來越大。這樣，就必然使得傳統的貨幣供應量中介目標——M2 與日本經濟活動的聯係趨於減弱，可控性和可測性也趨於下降。由於這些原因，日本銀行在以前僅僅監測M2、M2 +CD的基礎上，進一步擴大了監測範圍，即同時引入了新的中介目標，這一中介目標被稱為“廣義流動性”，其具體範圍包括以前的M2 +CD，並在此基礎上加上了一批變現力很強的新的金融資產。
另外，盡管許多國家並不是把貨幣供應量作為中介目標，但是為了適應金融自由化和經濟全球化的現實變化，也對貨幣供應量的監測措施進行了改革。例如英國貨幣當局就在不斷延長其貨幣統計口徑，進一步細分貨幣層次，最多時曾經細分到 M7 之多。
（三）西方貨幣政策中介目標選擇的經驗
（1）貨幣政策中介目標的選擇必須根據客觀市場環境，特別是金融市場化的新變化及時作出調整。
（2）特定的貨幣政策中介目標選擇及其運用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不同國家的社會經濟金融狀況和背景。例如，日本長期執行低利率政策，利率機製在調節社會信用方麵的影響力十分有限，因而利率目標並沒有成為日本的政策目標；同時，日本的準備金製度建立很晚（1957~1959年），實際執行的法定準備金率較低（銀行的準備率最高隻有 2.5%左右），因而準備金也不是日本貨幣政策的主要目標。
（3）即使是大致相同的貨幣政策中介目標，也因為不同國家的經濟金融環境不同而有所不同，其中最為明顯的，是許多國家采用貨幣供應量作為貨幣政策的中介目標，但是這些國家對貨幣供應量的界定各有不同。
（4）從總體上說，除了少數國家采用彙率作為中介目標外，通常的國家在選擇貨幣政策中介目標時無非是在利率與貨幣供應量之間抉擇。在一般情況下，中央銀行要達到一個理想的目標變量，就必須放棄其他目標變量；即使製定了兩個目標變量，在特定時期也隻能達到其中之一；換言之，在一定時期的中介目標之間存在著排他性。
二、中國貨幣政策中介目標的運行機製
1993年中國的金融改革規劃明確提出，中國的貨幣政策將以貨幣供應量為中介目標。由於前述許多市場經濟國家紛紛放棄以貨幣供應量作為貨幣政策的中介目標，同時在控製M2 還是M1的問題上還存在不少分歧，因此貨幣政策中介目標的選擇和調整問題，成為提高貨幣政策有效性研究中的一個重要問題之一。根本上說，中國貨幣政策中介目標的選擇，應該根據中國經濟金融運行的現狀、特別是金融市場的發展程度及其對宏觀金融運行的影響來具體確定。
（一）信貸規模基本喪失了有效性
在傳統的計劃經濟體製下，與整體上以直接幹預為特點的貨幣政策特點相呼應，信貸規模在事實上成為貨幣政策的中介目標。應該說，在基本上不存在金融市場、金融抑製現象十分嚴重的經濟環境下，使用信貸規模作為中介目標有一定的合理性。不過，隨著金融市場的不斷發展和金融深化的不斷推進，信貸規模作為貨幣政策中介目標的基礎正逐步被侵蝕，政策效果隨之大大降低。
隨著社會信用的多樣化，以信貸規模作為貨幣政策中介目標的有效性已經大大降低，其主要影響因素包括：
（1）國家銀行貸款在整個金融機構貸款總量中的比重抑製一直顯示出下滑的趨勢，而國家銀行以外的金融機構的貸款增長幅度卻十分迅猛，僅僅控製國家銀行的貸款規模，對整個貨幣運行的影響力必然會趨於下降。據統計，在金融市場上，90年代以前，國有銀行幾乎占社會金融總量的 100%；經過 10 年的發展，中國的金融市場出現了一個重新分配的格局，非國有銀行和金融機構已占到社會金融總量的35%，國有銀行隻占 45%，政策性銀行占到15%，其他金融占5%左右。
（2）銀行資產多元化，導致貸款所占的比重大幅下降，非貸款資產顯著增長。長期以來，我國銀行資產的主要部分一直是信貸資產（一般保持在80%左右），這也正是選擇貸款規模作為貨幣政策中介目標的客觀原因。隨著金融深化進程的不斷推進，銀行出於流動性、盈利性、安全性等多方麵的考慮，資產結構發生了較大的變化，證券投資和票據貼現等非信貸資產明顯增長，1994年以來國有銀行新增資產中，貸款隻占到 50%左右；與此形成對照的是，票據貼現等資產增長卻很快。
（3）直接融資迅速發展，銀行信用在社會信用總量中的比重明顯下降，這主要是由於包括股票市場和債券市場在內的直接融資市場的發展，形成了程度不同的“脫媒”現象。
（4）在開放經濟條件下，外彙儲備大幅增長導致的基礎貨幣投放增加，對貨幣供應量產生了相當大的影響，主要表現為一是縮短了貨幣供應量擴張的時滯。二是導致資金分布不均衡。一方麵是大部分內向型企業的資金緊張，而外向型企業的資金卻相對充裕，形成“苦樂不均”，並在事實上導致形成國家信貸計劃以外的企業間放貸市場。這些問題顯然不是傳統的信貸規模管理所能夠解決的。
因此，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的不斷完善和金融深化的不斷推進，信貸規模管理作為貨幣政策的中介目標已經越來越失去其存在的合理性，這也正是1998 年政府有關部門正式取消貸款規模管製的重要原因。但是，在特定的條件下，由於企業，特別是過去企業一直保持了對銀行信貸資金的依賴，國有企業由於種種原因麵臨資金緊張時，政府有關部門同樣會運用不同形式的信貸規模管理手段來影響銀行的信貸行為。從理論角度說，這有著深刻的傳導機製方麵的原因。在中國的傳導機製中，基於市場缺陷而存在的信用供給傳導機製在整個貨幣政策傳導中占據主導性的地位，政府有關部門通過不同形式的貸款管製措施，能夠直接影響國有銀行的信用供給，並影響到社會信用的供給總量（盡管國有銀行的信貸供給在整個社會信用供給總量中的占比趨於下降，但是依然占據主導性的地位）。因此，不同形式的貸款規模管製措施的完全取消，需要貨幣政策傳導機製不再主要依賴信用供給的傳導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