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非正式的金融市場活動的消極影響
1.成為貨幣政策的抵銷力量。
首先，具體來說，當經濟過熱政府有關部門實行緊縮性政策時，非正式的金融市場的活躍會提高貨幣流通速度，同時某些企業或單位由於非正式的金融市場活動的支撐，最終造成該壓縮的（如超規模固定資產投資、過度的金融投機等）沒有壓下去，而不該壓縮的、有利於增強經濟實力的國家和地方重點投資反而受到抑製；相反，當國家啟動經濟，采取寬鬆政策時，由於非正式的金融市場活動的存在，使有限度的放鬆變成超限度的擴張，增加了通貨膨脹壓力，這樣就在經濟過熱階段延緩了經濟“軟著陸”的時間，同時在經濟回升階段加劇了經濟運行的波動幅度，削弱了貨幣政策的能力。僅以社會集資為例，據有關部門不完全統計，1993年第一季度，全國社會集資總額達 200 多億元，盡管一季度各項貸款隻增加200.7億元，比1992年同期少增加92.8億元，貸款規模看似控製住了，但如果加上200多億元的社會集資就大大突破了規模。
其次，非正式的金融市場活動的存在使全國資金在區域分布上越來越集中於經濟發展較快的地區。截止 1994年，中部地區人均全社會投資隻相當於東部地區的38.02%，西部地區隻相當於東部地區的34.20%，非正式的金融市場活動無疑在其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雖然國家不斷加大對中西部地區的投入，但非正式的金融市場活動的對衝卻嚴重削弱了這種區域發展政策。
2.增大了社會資金流動的不可控製性。
一般來說，有限資源應盡可能多的配置在產出效率較高的領域，遊離於信貸計劃之外的非正式的金融市場活動注重的是投資收益率而非產出效率，但兩者不總是一致的，這主要表現在一些投機性較強的領域。這樣，轉軌時期社會資金流動的不可控製性得以放大。如在股票市場中，由於其較高的投資收益率而吸引了大量資金，但該領域的產出效率卻遠遠達不到這個水平，盡管銀行信貸一直控製資金向該領域流動，但各種形式的非正式的金融市場活動卻一直支撐著該領域的火暴，結果造成了經濟中泡沫成分的增加和社會總體產出水平的下降。非正式的金融市場活動的一個重要特征是利率較高，不但超過了社會平均利潤率，而且超過了投資項目資金利潤率，許多貸款者、借款者帶有明顯的投機心理，甚至一些脫離實際經濟運行的借貸行為，完全被少數金融詐騙者所利用，演變成了純粹的金融投機行為。
3.導致主要宏觀經濟金融變量的不規則波動。
首先，非正式的金融市場活動的交易結算往往不通過正規的金融服務機構，而是主要采取現金結算以逃避政府的檢查和監督，這就增大了現金投放的波動，在轉軌經濟中，現金投放量的波動對於物價穩定、貨幣乘數的波動、貨幣流通速度的變化等都有著直接的影響。
其次，非正式的金融市場活動在事實上擴大了貨幣供應量，而這一部分貨幣供應量又在中央銀行的監控之外，且波動缺乏規律性，於是經濟運行中的實際貨幣供應量（正式的、官方統計的貨幣供應量加上非正式的金融市場活動中的貨幣供應量）的波動就趨於加劇。根據粗略的測算，我國非正式的金融市場的資金需求占社會貨幣總需求的 30%以上，而且不同年度波動幅度很大，因而即便中央銀行能夠較好地控製名義貨幣供應量，對於實際貨幣供應量的控製卻難以有效實現。
再次，非正式的金融市場活動形成了事實上多重性的利率結構。一般來說，政府的利率管製常常將利率水平確定在低於市場均衡利率的水平，不能反映資金市場的供求狀況。非正式的金融市場活動通過市場化的方式，反映了局部金融市場上的名義利率水平，減緩了利率管製下的利率扭曲程度，但是同時也形成事實上的多重性的利率結構。特別是在不同的地區之間，非正式的金融市場利率水平相差較大。當然，非正式的金融市場的利率並不能夠代表全社會的均衡利率，這主要是由於主要的社會資金是以較低的利率水平分配的，以較高隱性利率水平分配的資金在社會資金中隻占有限的份額。
四、非正式的金融市場活動的引導與貨幣政策有效性的提高
既然非正式的金融市場活動的存在有其現實的合理性，那麼，對於中央銀行來說，就應該采取有效的措施予以引導，並根據非正式的金融市場活動的基本規律，相應調整貨幣政策方式。
第一，加強對非正式的金融市場活動的監測、研究和分析，正視非正式的金融市場活動對宏觀經濟金融運行、貨幣政策有效性的影響。在分析社會資金流動、製定貨幣政策時，必須充分考慮非正式的金融市場活動的作用和影響，以提高貨幣政策的有效性。
第二，轉換調控方式，逐步放棄對利率、貸款規模、貸款投向等的行政管製，轉而運用市場化的調節手段，以利率形成機製的市場化為突破口，使利率能夠正確反應市場的供求狀況，引導社會資金在全社會範圍內的合理、有序、高效流動，促進正式市場和非正式市場的融合。
第三，加快金融市場的發展，為企業和居民提供多元化的投資選擇和投資機會，並以此將社會資金從非正式的金融市場活動中吸引出來，在促進正式金融市場發展的同時，有效地滿足各種經濟主體的資金需求，從而提高儲蓄向投資轉化的有效性。
第四，引導非正式的金融市場活動的公開化。我國市場經濟中存在的多種經濟成分理應有與之相匹配的多種信用機構，不僅要有銀行、合作信用，也應有民間信用，這是符合市場經濟資金供求客觀規律的，也是我國民間借貸經久不衰的原因，所以，對民間借貸，與其回避、堵塞，還不如疏導，從地下引向地上，從半公開變成公開，興利除弊，使其健康發展。
第五，加快金融改革，推進金融深化，當前特別是要促使在我國金融運行中占據主導地位的國有銀行實行商業化經營，從而提高社會資金的配置效率。
第六，轉變政府職能，尤其是加強對地方政府經濟行為的約束。
第三部分 貨幣政策的政策工具與政策手段選擇及其有效性
貨幣政策的政策工具與政策手段選擇，主要是指政府有關部門合理確定調控的中介目標，選擇適宜的調控工具，來實現其調控目標的過程，這一過程描述的主要是政府有關部門進行調控決策的過程的。本書的這一部分擬從中介目標的選擇、調控工具的選擇、利率機製等方麵來具體研究貨幣政策的政策工具與政策手段選擇。
關於貨幣政策目標（最終目標和中介目標）的問題，理論界已經進行了比較深入係統的研究，爭論也比較激烈。在最終目標爭論方麵，主要是圍繞“促進增長”和“穩定幣值”之間進行的，其深層次的製度原因是不同利益集團（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政府各個部委等）之間對信貸資金分配權的爭奪，這導致貨幣政策基本上處於被動的地位。1995 年3 月通過的《中國人民銀行法》第三條規定：“貨幣政策目標是保持貨幣幣值穩定，並以此促進經濟增長”，這一規定基本結束了長達15 年的有關貨幣政策最終目標的爭論，為貨幣政策有效性的提高贏得了主動。因此，本書在此對於最終目標的問題不作多的論述，並將研究的重點放在中介目標的選擇方麵。
中央銀行在實施貨幣政策時，必然要選擇運用特定的貨幣政策工具來實施其預定的調控目標。隻有深入了解不同調控工具的性質、功能、運行機製，把握現實經濟金融運行中製約這些調控工具高效發揮作用的主要因素，並根據特定的宏觀經濟金融環境，合理地選擇和搭配這些調控工具，貨幣政策才可能獲得相對較高的有效性。
從貨幣政策的角度看，利率作為連接商品市場和貨幣市場的橋梁，既與貨幣政策的最終目標密切相關，又是中央銀行可以控製的金融變量。從理論上說，宏觀經濟的運行可以從兩個領域來進行分析：在實物領域，取決於由投資、消費和外部需求的影響；在金融領域，取決於貨幣供求狀況及其變動。利率則能夠將實物領域和金融領域連接起來。於是，利率就成為連接商品市場和貨幣市場、宏觀運行與微觀運行的紐帶，成為反映社會資金的稀缺程度和運行狀況的重要的貨幣政策指標。中央銀行能夠通過貨幣政策工具的運用來影響和調控利率水平的變動，從而影響到消費和投資行為，進而影響到國民收入的變動，實現預定的貨幣政策目標。因此，鑒於利率機製在貨幣政策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在研究貨幣政策有效性時，有必要深入研究利率機製的運行及其有效性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