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有趣的是，人們一方麵為貿易自由而奔走呼籲，另一方麵卻又不斷的製定各種各樣的貿易保護協定，這看似矛盾的做法的確讓人難以理解，下麵這個《多種纖維協定》的曆史就是最好的解釋。
《多種纖維協定》是一個關於紡織品和服裝的雙邊或單邊的複雜計劃，它的核心含義是使協議簽訂國有選擇地歧視性限製別國的紡織品，也就是能夠拒絕別的國家的紡織品，而這種違反關貿總協定的協議怎麼會通過呢？並且怎麼還會持續到今天呢？
下麵還是讓我們從曆史中來尋找完整的答案。1957年，迫於國內紡織品生產商的壓力，美國同日本簽訂了《多種纖維協定》，限製日本向美國出口紡織品和服裝的“自願”出口，為美國紡織品生產商進行調整生產提供一段過渡期，協議的有效期為5年。雖然從日本的進口減少了，但這卻導致美國從亞洲其他低工資國家進口的增加，最後，在美國的單邊壓力下，其他國家也簽署了這樣的協議。
隨著亞洲棉製品對美國出口的減少，亞洲國家對歐洲市場的出口開始擴大，隨後，歐洲國家也對此進行限製，與此同時，隨著日本經濟的發展，也轉為紡織品和服裝產品的進口國，日本的生產商也開始抵製亞洲低工資國家的紡織品。
新的低工資出口國開始成為受到配額限製的國家。無論什麼時候，隻要這些國家的出口被認為對進口國的國內生產商構成威脅，他們就要服從該協定，這個協定很快就成為有多個國家參與的，關於多種纖維和多種衣物製品的協定。最初《多種纖維協定》隻是打算持續5年，結果卻持續了30多年，並且在這段時間裏限製越來越嚴格。
不過，有趣的是，自始至終該協議的導言中都是這樣描述的，該項協議的目的是“為紡織品的生產和紡織品貿易的擴張奠定堅實的基礎”，並且在協議的第一條明確地指出：“采取一些特別的措施……保證這項貿易有秩序的、公平的發展，避免對個別市場產生不良後果。”該協議的真實目的不言自明，盡管每次談判都宣稱要擴大貿易，但事實上貿易的限製越來越嚴格。
事實上，真正的貿易自由並不存在，每個國家製定的貿易政策都是從本國利益出發的，在國際社會中，依靠WTO建立貿易公平的規則是不可能的，正如經濟學家道格拉斯·塞西爾·諾斯（Douglass Cecil North）說過的那樣，“規則不一定是按社會效率來製定的，相反，是為那些具有創新談判能力和談判規則的人製定的。”
當規則無法約束人們的貿易時，隻能通過流血衝突來解決。
美韓牛肉戰
有時候，經濟學就是這麼一門迷人的學問，它的基本原理是如此簡單，隻需要一張紙便可以寫完，而且任何人都可以了解，然而真正了解他的人實在太少了。從下麵美韓牛肉戰中我們便能獲得啟示。
韓國曾是美國牛肉的第三大進口國，2003年，由於美國瘋牛病引起的恐慌，韓國政府暫停了從美國進口牛肉，5年後，2008年4月，隨著韓美的不斷磋商，韓國準備放寬對美國牛肉的限製，結果引發了韓國民眾的強烈反對。2008年5月，雖然韓國農業部部長鄭雲天表示：“政府已經對進口牛肉製訂了新的衛生標準，美國牛肉是安全的。”但是韓國的民眾並不買賬，韓國媒體甚至報道“94%的韓國人擁有患上人類瘋牛病的基因”、“食用美國牛肉的人就像實驗動物”。
事實上，這簡直就是一場圍繞牛肉展開的政治陰謀，它就如同好萊塢電影一樣緊張刺激。根據《朝鮮日報》和經濟學家的分析，這場牛肉大戰真正的情節應該是這樣的：
首先，韓國政府希望美國國會能夠通過自由貿易協定（FTA），以便促成兩國的自由貿易，而韓國能夠以此打開美國的汽車、通信等市場。美國在牛肉生產方麵占據著強大的比較優勢，而韓國家庭式的生產方式無法同美國規模化的生產方式抗衡。
接下來，經過同美國的艱苦的談判，最終韓國在牛肉市場上做出了讓步，同意逐步放開牛肉市場，為此政府宣稱美國牛肉已經達到所謂的“安全標準”。
這樣的決定盡管對韓國消費者有利，但卻使得韓國農民處於劣勢地位，利益集團的出現使得劇情更加戲劇化，韓國在野黨首先鼓動韓國農民進行抗議活動，並且散布出駭人聽聞的言論：“食用美國牛肉的人就像實驗動物”。
結果，在韓國民眾的抗議下，韓國政府做出了讓步，推遲了進口美國安全牛肉的時間，而韓國總統的支持率也創下新低，為此韓國總理不得不向總統提出內閣成員集體辭職，以承擔因向美國開放牛肉市場而在國內引發政治危機的責任。
整個事件越來越複雜，媒體、政府、利益集團、農民都牽扯進來，讓人目不暇接。韓美貿易戰告訴我們，盡管貿易取決於國家利益，但貿易背後卻有一隻“看不見的手”——利益集團，而國家之間的貿易常常淪為利益集團撈取政治資本的工具。曾經觸動東南亞金融危機的金融大鱷索羅斯曾經形象地總結說：“經濟史是一部基於假象和謊言的連續劇，經濟史的演繹從不基於真實的劇本，但它鋪平了累積巨額財富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