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曰窮之以辭而觀其變；三曰谘之以謀以觀其識；四曰告之以難以觀其勇；五曰醉之以酒以觀其性；六曰臨之以利以觀其廉；七曰期之以事以觀其信。諸葛亮認為，通過這一係列的觀察考查，就可以比較全麵地了解一個人的本質。二是注意調查，注重實績。諸葛亮認為，選人應該先做調查，看其功績、政績、實績，以實績作為晉升的依據。他說：“良將之為政也，仗人擇之，不自舉；仗法量功，不自度。故能者不可蔽，不能者不可飾，妄譽者不能進也”
（《諸葛亮集·兵法秘訣》）。這就是說，一個優秀將領在用人時，要委派官吏選拔人才，決不自作主張；根據製定的規定衡量其功勞，決不妄自揣度，主觀主義。這樣，有才幹的人不會被壓抑，無才幹的人也無法偽裝，沽名釣譽，隻作表麵文章的人也不會青雲直上。這就避免了用人上的失誤。
諸葛亮失敗的原因
綜觀三國軍閥逐鹿的曆史，橫察西蜀政權創建、發展、衰亡的過程，筆者認為諸葛亮失敗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麵：
第一，代表沒落貴族的小集團利益，違反了曆史發展趨勢。東漢末年，政治腐敗，經濟凋敝，社會動蕩，民怨沸騰，國家政權處於風雨飄搖之中。諸葛亮四歲時，張角兄弟領導的黃巾大起義爆發，聲勢浩大，敲響了東漢王朝的喪鍾。此後，軍閥混戰，割據一方，雖然他們打著“尊漢”的旗幟，但不過是以此作為幌子去擴充自己的勢力，實現個人野心的目的。至諸葛亮出山前後，所謂豪傑並起，跨州連郡者不可勝數的割據者，隻剩下曹操、孫權、劉表、劉璋等人，並呈現弱肉強食的態勢。諸葛亮此時提出“北定中原，興複漢室，還於舊都”的理想，顯然違反曆史發展的總趨勢，違背了當時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其一，廣大群眾不願意再做舊王朝的牛馬；其二，各軍閥也不願意被削平山頭去俯首稱臣。
除尚無立足之地的劉備外，自然不會產生轟動效應。諸葛亮輔佐劉備“共圖大事”，實際隻是在上述割據中多增加一個擴大地盤的競爭者，談不上什麼正義。如言不是，難道魏、蜀、吳將“大一統”
的“漢室”瓜分立國是“興複漢室”嗎？王夫之在其《讀通鑒論·三國》中指出：“禍始於桓、靈，毒潰於獻帝，日甚日滋，求如前之末，王莽篡而人思漢，不可複得矣。”深刻揭示當時人心的背向，也是對諸葛亮不合時宜“興複漢室”主張的批評。
第二，經濟發展滯後，國力不強。公元228年春，諸葛亮在恢複與吳關係和平定南中後，又經過一年多的“治戎講武”，作好了各種準備，便率眾北上，進駐漢中，開始了8年的伐魏戰爭。諸葛亮在今甘肅、陝西一帶，與魏軍交戰六次，其中五次為進攻，一次屬防禦，俗稱“六出祁山”。
蜀軍五次北伐的失敗，物力財力匱乏和糧草不濟占有很重要的原因。諸葛亮治蜀期間，在經濟上輕徭薄賦，獎勸農桑，屯田儲備，發展蜀錦，興修水利，開路架橋，冶鐵煮鹽，促進貿易，使經濟得到長足發展，但總體上看魏國疆域廣闊，經濟發展，蜀國經濟實力明顯弱於魏國，加上在他國作戰，後勤補給線長，在不能速戰速決的情況下，就會出問題。在對待漢中屯田上行動晚，對戰時經濟供給的重要性和戰爭的長期性估計不足，屯田過晚，而曹操就比他在這點上高明一些。物質基礎的薄弱與戰爭的勝敗息息相關，後來連諸葛亮都不禁這樣說：“今民貧國虛，決敵之資，惟仰錦（蜀錦，一種絲織品）耳”。
第三，不很注重文化科技教育的發展。蜀漢以杜微、許靖、尹默、譙周等為代表的讖緯之學長盛不衰，比之東漢有過之而無不及。
蜀漢史學尤為發達，一枝獨秀，而且當代史、地方史所占史著比例最大，這是承襲了漢代巴蜀史學的傳統而又有所發展。而譙周《古史考》開疑古先河，創新學術，乃史學前鋒，意義尤為深遠。
蜀漢文辭承風氣之變，賦體式微，而詩文代興。
蜀漢學術最大、最重要的變化，是經今文學衰微，而經古文學興盛發達，綜彙經今、古文學者亦頗有之。這既與當時中國經學變化的風氣有關，也與當時的政治形勢有關。
在長期作戰的實踐中，諸葛亮在兵器製造上和軍事理論上都有所成就。他繼承了古代陣法，結合自己的實戰經驗研製出的八陣圖，對怎樣利用地勢，如何根據地形安營紮寨，如何配備各種兵種，充分發揮弓弩的作用發明連弩，製作木牛流馬解決軍糧運輸問題，都有獨到之處。
但在文化方麵，強大的魏國與蜀國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要發達的多。
第四，違背社會發展規律。到三國鼎立局麵形成之後，諸葛亮仍以“興複漢室”作為政治方針，這就違背了當時的社會現實，帶來了這麼一個棘手的問題，即不僅將曹魏作為討伐的對象，而且孫吳也在討伐之列。過去，聯吳抗曹策略是三國形成的重要原因之一，這不得不說是諸葛亮雄才大略的具體體現。而在天下三分之後，以一弱而敵兩強，豈不是自取滅亡？諸葛亮深刻明白這一點，他非但沒有把孫吳作為討伐之對象，反而在孫權稱帝時予以承認並派使臣陳震使吳祝賀，其目的仍是建立鞏固的聯盟。他在這個事情的處理上，雖具有棋高一籌之舉，但卻使“興複漢室”在理論上不能自圓其說。既然曹魏和孫吳皆非漢室之後裔而當國，隻伐魏而又承認吳怎麼能講得通呢？由於“興複漢室”本身存在著諸多矛盾，不好解決，因此，這個主張是不會實現的。盡管他傾盡一國之師，五次北伐，一次比一次準備充分，一次比一次態度堅決，但每次都是徒勞少功，使他空懷絕世之才，食不甘味，夜不能寐，齎誌而沒。繼任薑維比亮有過之而無不及，進行了九伐中原的壯舉，也隻能是耗盡國力，反到加速了蜀國的滅亡。從這點上來說，一個英雄能否成功，並不完全是由他的個人行為決定，而與那個時代息息相關。當個人理想與時代潮流發生衝突時，無論他的智慧、能力有多大，他的結局都是悲壯的、不幸的。
第五，人才後乏。世界上人是最寶貴的，奇跡要靠人去製造，光輝的業績要靠人去建立，燦爛的未來要靠人去書寫……大凡一個蒸蒸日上的時代，必然是人才湧流的時代。一個國家和民族是否興旺發達，最顯著的標誌就是它對人才的吸引力和人才聚集的程度。
綜觀《三國誌》這部突出記錄軍閥逐鹿的史書，給我們最深刻的啟示是：得士者昌，失士者亡。人才比什麼都重要。西蜀政權的創建、發展與衰亡的過程，尤為突出地反映了這個曆史邏輯。鄧艾一支輕兵陰平度險，使西蜀政權毀於一旦。對此，曆史學家們固然可以從政治軍事等方麵找出不少經驗教訓，但應當看到，人才的凋謝，是西蜀覆亡的關鍵所在。暗弱的劉禪文不能選才，武不能用將，孔明一死，西蜀便出現了人才危機；加上宦官當道，迫害賢良，弄得薑維避禍屯田，使布防出現漏洞，終於被魏所滅。
當初，劉備駐屯新野、三顧茅廬之前，雖然胸有大誌，但因得不到真正的輔佐之才，關鍵時刻常作不出正確決策，更確定不了奪取天下的奮鬥目標，以致半生漂泊，無處立足。從他投靠公孫瓚起，到結陶謙，歸曹操，順袁紹，依劉表……處境一直十分狼狽。
三顧茅廬，孔明一篇隆中對策，好似撥雲見日，使劉備找到了正確的奮鬥方向。接著，“孔明始入吳遊說，破曹於赤壁，遂有荊州得荊州；始圖益州；圖益州，始定漢中；漢中定；而帝王矣”。
劉備在這一征戰過程中，又先後得到了龐統、法正等有才之士。到西蜀政權建立時，劉備麾下已人才濟濟：文有諸葛亮、龐統（已陣亡）、法正等謀臣；武有關羽、張飛、趙雲、馬超、黃忠、魏延等虎將。這時，西蜀的事業可以說是達到鼎盛時期。無論軍事、外交鬥爭，處處都占有主動地位。然而，隨著荊州之失、關羽之死、彝陵之敗、劉備托孤，蜀國逐步走了下坡路。以後雖然還有過諸葛亮開發西南的發展階段，但與魏、吳相比，蜀國這時已經暗藏著一種不斷擴大的危機。特別是諸葛亮六出祁山星隕五丈原，西蜀倒了“頂天柱”，其敗亡的趨勢也就確定了。
南宋著名學者陳亮曾把西蜀滅亡的原因遺憾地歸結為“天不相蜀，孔明早喪”所致（《諸葛孔明論》）。我們是唯物主義者，不相信天命氣數之說。西蜀的滅亡，非天意，而在人謀不足；非“天不相蜀”，而在蜀無賢德之主，輔佐之臣。諸葛亮一死，西蜀再沒有了第二個孔明。人才凋謝，成為西蜀敗亡的先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