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比較才有鑒別。曹操當權時，“推心以待智謀之士”，所以在他身邊聚集著郭嘉、荀攸、賈詡、程昱等，形成了一個人才群體。
曹操死後，又出現了司馬懿、鄧艾、鍾會等一群深藏韜略的“智囊”
人物。為此，王夫之曾評價說：“魏足智謀之士，昏主用之而不危。”
東吳的孫權，先是周瑜輔佐，繼而有魯肅，然後又有呂蒙、陸遜等，也算得上人才輩出，一茬接著一茬，所以能鼎立江東很長時間。
劉備在奪取西蜀政權時，身邊有“五虎上將”效力，又得“伏龍鳳雛”相佐，可謂盛極一時。然而盛世一過，隨著這些將領謀臣的相繼亡故，西蜀也就人才無幾了。諸葛亮死後，蔣琬、費禕曾相繼執政，但蔣、費二人循規有餘而才氣不足，缺少進取能力，根本無法和諸葛亮相比。孔明在兵出祁山時雖然收服了薑維，但薑維作為一員武將隻能管理軍事，並且缺少戰略眼光和政治頭腦，不可能擔負起治理國家、統一天下的大任。王夫之一針見血地指出：
“巴蜀、漢中之地隘矣，其人寡，則其賢亦僅矣。故蔣琬死，費禕刺，而蜀漢無人”（《讀通鑒論》）。
西蜀後繼乏人，造成這一曆史局麵與諸葛亮不無關係。應該說，諸葛亮是非常重視人才的，他在《十六策》《將苑》等著作中有許多關於人才方麵的論述。這說明，諸葛亮當時除了治國征戰，還經常考慮選拔培養人才等重大問題，他很強調知人善任，要根據個人不同特點，選拔使用人才，力圖使蜀國出現一個“眾賢雲集”
的政治局麵。據史料記載，諸葛亮在這方麵確實作出了一定成就。
例如，曾破格把龐統、蔣琬、楊洪等人提拔到了重要位置上，充分發揮了他們的才幹，對於蜀國的強盛起了重要作用。但是諸葛亮在用人選才方麵也有不少失誤之處。譬如，“昭烈入蜀，以荊州委孔明。孔明入蜀也，以荊州委（關）羽”，卻帶走了智勇雙全、行事穩重的大將趙雲，這與後來荊州之失不能說沒有一點關係。另外，諸葛亮在祁山作戰中，“任李嚴而嚴亂其紀，任馬謖而謖敗其功”。
特別是諸葛亮在他的有生之年，雖然經常講選才、用才，卻沒有培養出一名能繼承自己事業的接班人，實在是一件憾事。
宋代著名文學家蘇洵寫過一篇《管仲論》，其中說：“齊之治也，吾不曰管仲，而曰鮑叔；及其亂民，吾不曰豎刁、易牙、開方，而曰管仲。”意思是春秋時的齊桓公之所以能稱霸天下，功勞並不全在管仲，關鍵在於鮑叔牙向齊桓公推薦了管仲，使他的才能得以發揮。後來齊國之所以混亂衰敗，其過錯也不能完全歸於豎刁、易牙、開方這些亂臣，關鍵在於管仲生前沒有除掉他們，沒有及早向齊恒公推薦得力可靠的接班人。這段話充分說明了舉賢薦能對於治理國家的重要意義。由此及彼，我們也可以說，西蜀的覆滅與諸葛亮生前在培養、使用人才方麵的失誤有著直接聯係。
諸葛亮在用人方麵的最大不足，首先表現在他在識別、選拔人才上存在著偏見。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諸葛亮“端嚴精密”，但卻由此產生出他的一個重要缺點：求全責備。正如後人評價他時說的，“明察則有短而必見，端嚴則有瑕而必不容”（《讀通鑒論》）。他對人總是“察之嚴、待之嚴”，要求人皆完人；而對一些確有特長，又有棱有角的雄才，往往因小棄大，見其瑕而不重其玉，結果使他們有的“無以自全而或見棄”，有的雖被“加意敗錄，而固不任子”。例如，對於魏延這樣一個長於奇謀的人才，諸葛亮總是抓住他“不肯下人”的缺點，將其雄才大略看做是“急躁冒進”，始終用而不信，甚至在政治上一直懷疑他有反心。同時，諸葛亮對於那些有一技之長，但有較大缺點者，往往駕馭不得法，處於極端。例如劉封本是一員勇敢的戰將，孔明卻認為他“剛猛難製”，勸劉備因其上庸之敗而趁機除之。馬謖原是一位既有所長（如開發西南時，“攻心為上”的建議就頗有戰略眼光），也有所短的人才，諸葛亮在祁山作戰中先是對他用之不當，從而失去了一個難逢的戰機，使首次北伐的大好形勢被葬送。丟失街亭後又揮淚將其斬首，這種求全責備的偏頗，處之極端的做法，使得當時蜀國的許多大小官員謹小慎微，喜歡作表麵文章。
其次，由於諸葛亮生前出將入相，內政軍戎“事必躬親”，“罰二十以上必親理”，不僅自己被弄得“食少事煩”，忙得吐血，而且這種包辦代替的做法，也影響了接班人的鍛煉成長，不利於他們經風雨、見世麵。盡管諸葛亮對西蜀事業鞠躬盡瘁，忠心耿耿，但他的這種性格修養卻影響了自己選拔人才的眼界，使他過多地重德而輕才，再加上不重視培養益州本地人才，因此政權難以鞏固。
他的後繼者蔣琬、費禕和薑維，相繼無所作為，最後反被黃皓、譙周之流的小人所製。
在用人這一點上，諸葛亮與劉備、孫權、曹操等人相比，確實不及。孫權敢於放手使用年輕的軍事指揮員，當周瑜、魯肅、呂蒙、陸遜等人被提拔到重要崗位上時，他們大都是二三十歲的年輕人。曹操深知“大用者不務細行”的道理。例如官渡之戰後，他將曹軍內部一些人在戰前寫給袁紹的投降密信付之一炬，既往不咎，表現出了用人之大量，因此深得民心，“士長於略者，相踵而至”。劉備雖然在其他方麵有些不足，但在建立西蜀政權時，謀臣武將，人才濟濟，這也體現了其用才的高明之處。
而到武侯治蜀時，西蜀人才已經寥若晨星。後來，曹魏向西蜀發動全麵進攻時，蜀國隻剩下薑維一人東遮西擋，這時，後方不僅兵力空虛，更重要的是人才空虛，以致鄧艾陰平度險後，西蜀朝中沒有一人能夠想出對策來，最後隻好縛手就擒。其實，鄧艾度險之後，隻有區區之兵，又精疲力竭，加之孤軍深入，心理恐慌，假如這時西蜀朝中還有一個像法正那樣水平的謀略家，也不至於如此收場。
第六，用兵過慎。在探求西蜀滅亡的原因時，後代不少史學家對諸葛亮隆中對策的戰略設想提出過非議。大體可歸為以下幾點：
諸葛亮促使劉備“棄天下而入巴蜀，則非地也。”（蘇轍《三國論》），意思是說，巴蜀盡管有山川之險，但此勢不足恃。
“荊州之兵利於水，一逾楚塞出宛、洛而氣餒於平陸；益州之兵利於山，一逾劍閣出秦川而情搖於廣野。恃形勢，而形勢之外無恃焉，得則僅保其疆域，失則隻成乎坐困。以有恃而應無方，薑維之敗，所必然也。”（《讀通鑒論》）不但地理條件的利中之弊，造成了蜀國軍隊的長中之短，而且諸葛亮在戰略上對奇正的處置也不妥當。“以形勢言，出宛、洛者正兵也，出秦川者奇兵也，欲昭烈劉備自率大眾出秦川，而命將向宛、洛，失輕重矣”（《讀通鑒論》）。
西蜀爭奪中原的主突方向應該放在荊襄。“孔明之失，在不能守荊州，荊州不守，而克複中原之機去矣。”（《諸葛亮論》）
諸葛亮在隆中對策中說：“待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軍將荊州之兵以向宛洛，將軍（劉備）身率益州之眾以出秦川”。但孔明兵出祁山時，荊州已失，牽製方向的用兵，“不幸而變之無有也”，這時還堅持北伐，“輕用其師”，“是亮之無謀也”（《蜀論》）。
在軍事實踐中，荊州事變、劉備伐吳等敗筆，不能說與諸葛亮沒有關係。馬謖失街亭，既有諸葛亮用人不當的問題，也有戰術布局上考慮不周的問題。指揮不能說沒有責任。研究三國可以看出，曆史記載同演義的藝術描寫，在戰略上無什麼大的差異。依筆者見，諸葛亮在隆中對策中提出的戰略思想，基本上是正確的。益州有山川之險，進可以為依據，守可以做屏障，隻要善於運籌，精於策劃，完全可以成為自己爭奪天下的“根據地”。像陰平、劍閣等地，都是“一夫當關，萬夫莫開”的險要之處，倘若薑維具有戰略“慧眼”，陰平之失是可以避免的。
當然，用兵藝術最突出的特點是隨機應變，機動靈活。諸葛亮六出祁山，薑維九伐中原，都是隻記住了一條路，戰法上比較呆板。特別是在後期，缺乏從三國爭奪的戰略全局中，緊緊聯合東吳牽製住曹魏，走活全盤，由此出現了不少失誤。不過，跳開諸葛亮作戰的指導思想不談，就其隆中對策的政略、戰略規劃來說，我們認為基本上是符合當時的實際情況的。
諸葛亮是中國人聰明智慧的化身，是一代將相楷模，被曆代所推崇，被國人所敬仰。人們並不以諸葛亮的最後失敗而絲毫降低他的英明，反而更加崇敬他，視他為英雄，世代歌頌。這也是中國人崇敬英雄，寬容失敗的美德所在。曆史翻過了1700多年，那個時代的事已經非常遙遠，但那個時代留給中國人豐富的文化、精神、曆史遺產都使中國人永遠享用不完。撫今追昔，人們深感到那段曆史給後來的治國處事留下了不竭的借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