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內戰爆發後，國民政府對大中城市及戰略要地實行軍事管製，天津成了軍管重點城市之一。1947年12月1日，國民政府在北平成立了“華北剿總”，對平、津地區物資輸往內地實行嚴加限製，企圖從經濟上封剿解放區。管製物品不下百餘種，以食品一項為例，包括糧食類、瓜果類、肉蛋禽類等，從主食到副食無一不在監管之列。天津警備司令部成立了“主要物資管理處”，專司出入天津地區的物資管理。出入天津物資必持有“許可證”，尤對輸往內地的物資監管更嚴。在天津通往內地的交通要口設卡立哨，遇有無證運貨或貨證不符或有可疑人貨時當即扣留審查。這種嚴加控製天津輸往內地貨物的措施，使得天津進口貨物隻能在津城自銷，造成大批物資積壓津市，大大影響了天津進口貿易；內地貨物不能運到天津出口，使天津這個華北進出口貿易大商埠變成與國內外隔絕的死港。可見軍管嚴重地阻礙了天津進出口貨物流通，壓製了天津進出口貿易發展。東北大豆每年運津出口可達300萬噸，因上述原因這時隻能出口10萬噸了。
綜上所述，形成解放戰爭時期天津外貿兩大特征的原因，一是美國推行殖民主義侵華政策，二是國民政府施實“賣國、獨裁和內戰”總國策。
（原載《對外經貿研究》1990年第2期）近代天津對外貿易與天津城市近代化，近代天津對外貿易發展，帶動了近代天津城市經濟發展和天津城市近代化，反過來又推動著天津對外貿易發展。這種互動作用，成為近代天津城市成長的重要動力。
近代天津對外貿易發展，從根本上講它改變了天津城市經濟結構和天津城市麵貌。這點可以從兩個方麵看：
一、它使天津城市經濟發生了根本性變化。開埠前天津城市經濟活動在於求得自身生存，並在相當程度上體現對首都北京的依附，即使本質上富有冒險性和流動性的商業活動，也隻能在一個相當狹小的區域內進行，隻要這一區域提供的物資總量能夠使這個城市生存下去。開埠後天津對外貿易興起和發展，徹底改變了這種狀況，使天津城市經濟活動擺脫了對首都北京的依附，其所產生的經濟效益和日益增長的經濟影響力與輻射力，越來越超過它自身生存所需求的範圍，而惠及到這個城市背後的三北廣大地區，使三北腹地的城鄉經濟得以開發和發展。
二、它帶動了天津整個城市的發展，並向近代化大都市邁進。
以上兩個方麵結果，20世紀二三十年代，天津迅速發展成了中國第二大工、商、經、貿大都市，中國北方對外通商大港，華北經濟中心。
一、帶動了天津近代工業興起和發展
天津對外貿易興起和發展，首先帶動了天津近代工業興起和發展。天津近代工業是指使用機械動力，雇用一定數量工人從事商品生產的工廠企業。1900年前天津近代工業的出現既有洋務運動影響，也有天津對外貿易促進。其間天津近代工業有官辦軍事工業，中外商辦民用工業。官辦工業規模大、實力強；商辦民用工業無論是外商還是華商投資辦的，數量多、規模小、實力弱，一般都服務於天津對外貿易。
天津外貿興起和發展，來自華北、西北和東北的農、副、土、特產品和纖維性的原料產品，如棉花、毛類、麻、皮張、藥材、豬鬃、肉類、禽蛋、幹鮮果、油脂等產品日漸增多，這些產品不是體大量輕就是易於損壞腐爛或含雜物太多或含水分過高，需要加工處理後方可出口。體大量輕產品既不便運輸，又因體大多占空間運費因之昂貴，必須加工壓縮打包。易於損壞腐爛物品更需加工包裝。雜物及含水量大的棉毛麻類等物品必須挑選、曬幹，去掉雜物水分。隨著天津對外貿易發展，這類產品運津出口數量增多，加工打包企業就應運而生，間接為外貿服務或與國計民生有關企業亦隨之興起。1900年前外商在天津開辦的近代民用工業有：
1881年英商高林洋行打包廠，1887年德商德隆洋行打包廠，1887年法商瑞興洋行蛋品加工廠，1888年英商世昌洋行電力打包廠，1890年英商天津煤氣公司（製造煤氣），1891年英商老晉隆洋行卷煙廠，1892年英商祥茂肥皂公司，1894年英商天津印字館（印刷），1896年英商平和洋行天津分行打包廠，1896年日商桑茂洋行石堿工廠，1898年英商天津自來水公司，1900年英商仁記洋行洗毛（兼打包）廠，在12家外商企業中直接為外貿出口加工的有6家，占了外資企業的一半，說明這是天津對外貿易這個“發動機”推動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