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戰爭時期天津外貿的另一大特征，是在初步有所複蘇中急劇衰退了。其表現可從下列貿易額中得到體現。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天津外貿迅速衰退，進口額1942年為13721000美元，1943年為13618000美元，1944年猛跌到8431000美元，1945年沒有了。出口額也如此，1942年為22979000美元，1943年降為12062000美元，1944年就隻有1400000美元，1945年也沒有了。戰後初期，國內暫處和平局麵，天津外貿迅速得到複蘇，進口額1946年為17068196美元，比1942年增長24.39%，比1943年增長25.33%，比1944年增長102.44%。1947年進口額升為18665027美元。但好景不長，1948年就急跌到5328404美元，遠不及1942年和1943年的水平，僅及1946年的31%、1947年的28.54%。出口額也如此，1946年複蘇到16576807美元，1947年升到18062668美元，比1943年增長了49.7%，比1944年提高了119%。1948年出口額降到7545939美元，為1946年的46%，是1947年的41.77%，與戰前比較，複蘇較好的1947年是1936年進口額的75%，出口額的40%。
不難看出，戰後1946、1947兩年天津外貿發展雖未達到戰前水平，但比太平洋戰爭時期有了較大的複蘇和發展，可惜1948年急劇衰退了。
此間天津外貿在全國外貿中比重，即由1946年占全國進口總額3.04%居第三位，下降到1948年2.53%居第四位；出口額也由1946年11.14%占全國第二位，下降到1948年4.43%占第四位。反映了天津外貿在複蘇中急衰的情景。
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天津口岸進出口船隻噸位量卻出現上升勢頭：1946年為1172244噸，1947年升為2405125噸，1948年再升為2819352噸。這種反常現象的出現有三個原因：一是國民政府為打內戰從天津口岸輸入大量軍用物資；二是國民政府推行攫刮民財政策，迫使華北、平、津地區的大資產者積極向南轉移財產；三是1947年底起國民政府在軍事上節節敗退，平、津地區國民黨軍政要員、官僚、買辦紛紛舉家南逃，當時通南之路僅有海路一途。可見當時天津口岸進出口船隻噸位量增長，不是天津外貿發展的反映，而是國民黨政權在平、津地區覆滅的前兆。
天津外貿急劇衰退原因是多方麵的，國民政府推行“賣國、獨裁和內戰”總國策則是最根本原因。內戰一爆發，國民政府的腐敗就在各個方麵充分地暴露出來，就外貿方麵言：
首先，一邊頒行促進外貿發展政策，一邊又推行阻礙外貿發展的措施。如1947年2月初，政府公布對出口貨物給予從價補助100%的法令，對進口貨物征收50%的附加關稅。顯然這一措施旨在鼓勵出口、限製進口。中旬，外彙率調整到1：12000元時，政府宣布廢除出口補貼和減征進口附加稅等，轉為鼓勵進口、壓製出口。這種朝令夕改政策和前後矛盾措施，嚴重地阻礙了天津進出口貿易發展。
其次，國民政府為限製進口、鼓勵出口，推行進出口貿易連鎖製，成立了專門管理進出口貨物的“輸出入管理委員會”，授權中央銀行管理外彙，命令各地商家進口洋貨需向中央銀行所指定的各地銀行申請外彙，獲準後方可進口等。
由於國民政府唯恐輸入天津口岸貨物流入解放區，大大削減配給天津進口洋貨的外彙額，把全國外彙的80%配給上海，隻給天津區（包括華北和東北）5%-10%的配額，1948年1-9月配給上海達112300126.05美元，配給天津隻有19772529.55美元，僅是上海外彙的18%。這種極不合理外彙配額給天津進口貿易以沉重打擊。
外彙配額不合理還表現在：需要外彙商家得不到足夠外彙，不需要外彙商家如官商或與官商有瓜葛的商家卻能得到足夠外彙。在洋貨進口可獲厚利、外彙又難獲得的情況下，黑市買賣外彙十分猖獗，得不到足夠外彙的商家隻得到黑市以高價向無路進口洋貨但又有足夠外彙的商家購買，持有足夠外彙的商家隻需一倒手即可獲利50%。這樣天津出現了一批專門從事外彙投機生意的商家。由此可見外彙配額弊端是影響天津進口貿易的重要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