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國整體的收入差距問題
1、收入差距的成因
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課題組認為，形成收入差距的主因在於收入分配的製度，因此應加大公共服務的支出，特別是教育、醫療、就業及社會保障方麵的公共服務支出，理順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財權和事權關係，加強完善管理機製。
陳享光認為，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收入分配差距不斷擴大，社會成員對收入分配的公平感大為降低，主要根源於生產條件分配的不公。
李忠民、周弘認為，我國目前社會貧富差距的形成和拉大是發展的結果，是經濟社會發展的一個必經階段。中國過去30年所經曆的這個階段是與庫茲涅茨關於收入分配的“倒∪形曲線”理論相吻合的。這個階段及其所帶來的陣痛將隨著在經濟、社會發展種種問題不斷得到解決而逐漸消除。
2、調節收入差距的建議
衛興華、張宇認為，扭轉收入差距過大趨勢應采取以下措施：第一，應“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第二，應“著力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第三，要“逐步提高扶貧標準和最低工資標準”。第四，“打破經營壟斷，創造機會公平”。第五，“調節過高收入，取締非法收入”。
陳享光認為，解決我國收入差距過大和收入分配不公，必須從初次分配入手，構建收入分配的微觀基礎。（1）統一製度安排，實行統一國民待遇。（2）加強對生產條件分配的調節和控製。（3）打破壟斷，消除市場分割，促進生產條件在不同生產和不同部門之間的均衡分配。（4）建立健全勞動者組織，加強對弱勢群體的保護。
劉曉紅認為，要逐步扭轉收入分配差距擴大趨勢，需要從以下一些方麵進行努力。一是大力發展經濟，為扭轉收入分配差距擴大趨勢奠定物質基礎。隻有實現經濟較快發展，才能增加社會財富、擴大社會就業，並為政府加大轉移支付、增加保障性投入奠定物質基礎，從而有效提高低收入群體的收入水平。二是規範分配秩序，加大對重點領域的監督管理。首先，加強對重點人員的監督。其次，加強對壟斷行業等的收入監管。第三，完善資源性行業收入分配機製。三是加快完善社會保障體係，重點解決低收入群體的生活困難。逐步提高對城市貧困群體的保障水平，形成最低生活保障標準隨經濟增長、生活必需品價格變動和平均收入水平提高適時調整的機製。四是加強思想輿論引導，營造和諧的社會氛圍。對於先富階層，應教育和引導他們增強社會責任感，照章納稅，守法經營，並把積累的財富用於投資和發展，積極創造就業崗位，資助慈善事業。對於困難群眾，應引導和幫助他們積極提高自身素質和技能，用自己的智慧和勞動實現脫貧致富。同時，積極發展社會慈善事業，引導和組織社會各階層關心和救助困難群眾，推動形成各階層相互關愛、和諧相處的良好局麵。
（二）我國城鄉收入差距問題
1.我國城鄉收入差距與經濟增長的關係
王少平、歐陽誌剛針對我國城鄉二元經濟結構這一基本特征，使用泰爾指數度量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城鄉收入差距，計算結果基本準確地度量了這一時期我國的城鄉收入差距，揭示了城鄉收入差距變化的階段性特征：從總體看，我國城鄉收入差距在波動中呈逐步擴大的趨勢。計算結果表明，抑製近幾年我國城鄉收入差距持續擴大的趨勢，已經成為我國宏觀調控較為突出的現實經濟問題。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城鄉收入差距與實際經濟增長的關係是非線性閾值協整關係，也就是說，城鄉收入差距對實際增長的長期效應，因城鄉收入差距水平和實際經濟水平的變化而非線性的轉換與演變：1978—1991年，我國的實際經濟發展水平較低，城鄉收入差距相對較小，城鄉收入差距對實際經濟增長的效應為正。在1999年以後，城鄉收入差距擴大，經濟發展水平相對較高，這一時期我國城鄉收入差距對實際經濟增長的效應為負。其中，1992—1999年，我國城鄉收入差距對實際經濟增長的作用由正向負平滑轉換；特別是近幾年，我國城鄉收入差距水平的持續擴大，對實際經濟增長的負效應也隨之強化，其中2006年的負效應達到-0.1171.由閾值協整所派生的偏效應進一步支持上述結論。這說明，我國的城鄉收入差距和城鄉二元經濟結構，已經成為一個突出的社會經濟問題。
2.影響城鄉收入差距的因素
顧海兵、王紅亞認為，中國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問題的核心或本質不是城鎮居民收入過高而是鄉村居民收入過低的問題，因而，從目前來看，影響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的最主要因素是鄉村居民經營性收入及其增長速度，即中國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擴大主要源於鄉村居民原有優勢收入來源（經營性收入）相對優勢的逐步喪失；由城鄉居民第二收入來源差異係數可以推出城鎮居民轉移性收入和鄉村居民工資性收入是影響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的重要因素，即中國城鎮居民轉移性收入絕對、相對量的擴大和鄉村居民工資性收入增長過慢也是其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擴大的重要原因——原有弱勢收入來源（工資性收入、轉移性收入）相對劣勢的擴大。
曾曉彬、劉淩娟基於“一連串事件”邏輯闡述的視角，通過構建多變量回歸模型，對我國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影響因素及其作用進行了係統性的再分析。結果表明，影響我國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因素的作用大小依次序排序為：二元經濟結構、城市化水平、經濟增長水平、對外開放中資本流動性、金融發展規模、金融發展效率、農村物質存量水平、財政支出力度。這些因素可解釋我國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的93.1%。二元經濟結構對我國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的影響遠大於其他因素的影響。因此，我國現階段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的擴大是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在這諸多因素中，有客觀因素，也有主觀因素，有曆史性因素，也有現實性因素。因為現階段城鄉居民收入差距與一係列客觀的、曆史的因素相關，所以不能無視客觀、曆史條件的製約，提出不切實際的縮小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的任務。同時，因為現階段城鄉居民收入差距也與一係列主觀的、現實的因素相關。
趙紅軍、孫楚仁認為，城鄉收入差距內生於“經濟人”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的過程當中，直接套用庫茲涅茨-威廉姆森假說對我國的城鄉收入差距可能並不一定具有太大的解釋力，而將我國的城鄉二元結構和經濟轉軌這一雙重製度變遷背景引入城鄉差距模型中才能清楚地解釋中國的城鄉差距。研究發現，人口自由流動條件下，隨著經濟的發展，城鄉收入差距會逐步縮小；人口不自由流動條件下，城鄉差距會發生多層分化，但即使如此，中國的城鄉差距仍不太符合所謂的庫茲涅茨-威廉姆森假說。在城鄉二元結構存在條件下，從單個經濟人的角度看，流動人口相對於農村人口的工資差距以及城市人口相對於農村人口的工資差距均隨著交易效率的演進而呈逐步上升趨勢，並逐步趨近於一個常數；從整個經濟體來看，按照戶籍製度計算的城鄉差距也會隨著交易效率的演進而擴大，並趨近於一個常數。在城鄉二元結構不存在條件下，當農產品在消費中的比重小於0.15 時，隨著交易效率的演進，城鄉差距會拉大；但當農產品在消費中的比重大於0.15 時，隨著交易效率的演進，城鄉差距會減小。按照經濟發展的一般規律，在發展的早期階段，農產品在消費中的比重較大，隨著工業的發展，社會的演進，農產品在消費中的比重將會逐漸減少，因此，這意味著，在不存在城鄉二元結構條件下，城鄉差距一開始會縮小，但隨著發展又會增大，呈所謂的U 型狀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