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工業製成品對外貿易對環境的影響
工業製成品在我國對外貿易中占絕對主導地位。尹顯萍、李茹君對工業三廢排放量、十一個主要工業行業進出口貿易中含汙量轉移的狀況進行了實證分析，得出工業三廢排放量與對外貿易增長走勢基本吻合。工業製成品貿易的增長雖然尚未帶來整體和大量汙染物向國內轉移的局麵，但也確實對我國環境造成了一定的負麵影響，且工業製成品出口貿易所帶來的環境成本有加快向國內轉移的趨勢。
沈利生利用投入產出模型實證了2002-2006年對外貿易對我國工業廢氣二氧化硫排放的影響。總體說，由於出口汙染排放強度低於進口汙染減排強度，故對外貿易有利於我國汙染減排，然而巨額外貿順差以及進口減排強度與出口排放強度之比的下降造成了我國對外貿易汙染排放的逆差，而出口產品結構的惡化則是最為根本的原因。減排技術進步的速度跟不上對外貿易的增長速度，使得出口產品的汙染排放總量還在上升。
（二）高科技產品對外貿易對環境的影響
牛海霞、張小蒂提出，IT行業FDI進入既有就業效應、稅收效應和產業升級等經濟正效應，也有土壤汙染的環境負效應。由於土壤汙染產權沒有清晰界定，缺乏分析FDI進入IT行業的土壤汙染成本，造成我國IT行業引進FDI比較利益一定程度的扭曲。土壤汙染有重金屬汙染和有機物汙染，IT行業汙染屬重金屬汙染。IT行業土壤汙染的特征有：隱蔽性和滯後性，協同性和累積性，連帶性和不可逆性。我國IT行業FDI引致的土壤汙染問題主要表現在生產、消費和電子垃圾處理等環節，可以通過建立土壤汙染保證金、廢棄IT產品回收、反專利壟斷等製度，提高IT行業引進FDI的比較利益。
（三）對外貿易與環境的關係研究
標準的貿易理論認為，相對於發展中國家寬鬆的環境標準而言，貿易自由化會使實施嚴格環境規製的發達國家的汙染產業遷移至環境標準較寬鬆的國家，從而使發展中國家成為專業化生產汙染產品的“汙染避難所”。傅京燕認為，一國的環境政策對其出口產業的競爭力具有負麵影響這一“汙染避難所”假說在中國不能成立。相對於資本積累、勞動力投入而言，環境規製寬鬆度對產業競爭力的影響有限。原因可能有以下幾個：第一，汙染治理成本在產品的所有成本中所占的比例很小；第二，貿易模式是眾多因素的複合結果。在經驗分析中，沒有將環境變量對競爭力的影響與其他變量對競爭力的影響區分開來。其他變量的影響往往會抵消環境變量的影響。
朱紅根等運用廣義脈衝響應函數法與方差分解法，考察我國1990-2006年期間4類環境汙染指標與出口貿易間的長期動態影響特征。認為出口貿易是影響我國汙染排放的重要原因，環境汙染對出口貿易也存在著反向作用，並且在短期內比較明顯。從長期看，環境汙染對出口貿易的衝擊效果越來越小。出口貿易對解釋汙染排放預測方差起著重要作用，而汙染排放對出口貿易增長預測方差的貢獻度較小。
傅京燕認為，我國對外貿易麵臨環境資源約束的加強，具體表現在：國內出口和進口結構偏向於空氣汙染密集型產業，說明對空氣汙染密集型的產品和原材料的需求有所增加；出口導致的汙染排放要遠高於產出的汙染排放，貿易自由化對我國的環境質量有負麵效應。淨國內儲蓄率在扣除了各種自然資本損失後的真實國民財富在20世紀90年代後呈上升趨勢；產業結構趨重和增長方式粗放是造成資源和能源消費過快增長的原因。我國應積極實施“能源貿易自由化”政策，加快產業結構調整，製定出口可持續發展戰略，環保產業將是一新的頗具發展前途的貿易領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