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國社會經濟生態生成的內在邏輯
在經濟加速增長和經濟體製向市場轉軌的過程中，收入分配差距在一定程度上、一定時期內擴大是難以避免的。50年前，經濟學家庫茲涅茨曾發現美、英、德等發達國家的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曾經曆了隨著經濟發展而首先上升，而後逐漸下降的過程，被後人稱為“庫茲涅茨倒U形曲線”。但是，世界銀行近年來的若幹研究報告表明，經濟增長在減少貧困方麵發揮著決定性的影響，但其效果在不同的國家有很大的差別。同時，經濟增長在減少收入差距方麵沒有表現出明顯的作用。相反。過大的收入差距的確會導致頻繁的社會衝突。會直接影響經濟增長。因此，對於消除貧困和減小過大的收入差距來說。經濟增長是必要的。但僅有經濟增長是不夠的。
在利益分化的社會經濟生態下。中國社會的地區矛盾、行業矛盾和部門矛盾加劇，兩極分化的危險性增強，以利益矛盾為核心的各種社會矛盾的累積效應日益凸顯。特別是在社會轉型和體製轉軌過程中由於權力尋租和因市場不規範所導致的收入差距的不合理擴大，已經引發了社會強烈的不滿情緒，這種不滿情緒的進一步蔓延將會直接指向黨和政府本身，並持續消解黨和政府的合法性基礎。因此，我們需要考察改革以來中國社會經濟生態生成的內在邏輯，即市場化進程中利益分化持續加劇的內在原因到底是什麼？然後依此內在邏輯尋求政治應對之策。
對於利益分化的主因分析，學術界形成了兩種基本對立的主張：一種主張認為，利益分化是市場化改革內生的必然結果，在優勝劣汰的競爭法則下，必然產生富者愈富、窮者愈窮的兩極分化結果，而改革之初所確立的“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政策導向和“效率優先”的發展原則，則使這一現狀更加趨於惡化。從這些基本判斷出發。這一主張呼籲市場化改革應該緩行，應該對改革本身進行反思：另一種主張與之相反，認為利益分化加劇的原因不在於市場化改革本身，而恰恰在於改革的不深入、不徹底帶來的權力設置和運行不規範所生長的惡果。從這個基本判斷出發，這一主張認為，麵對利益分化的現實，我們所應該做的不是匆忙否定改革，而是繼續推進改革，深化改革，在改革中解決利益分化的加劇問題。
這兩種主張所爭論的一個核心問題是：市場化改革過程中出現的利益分化加劇的主要原因到底是什麼？第一種主張實質上把它歸因於市場化改革戰略本身的錯誤，後一種主張把它歸因於政治體製改革的滯後，特別是政府改革的遲滯，致使經濟改革與政治改革無法形成互動效應，進而造成經濟改革步人誤區，出現了一係列的負效應，並未達到應有的效果。這特別表現在，在沒有形成有效的權力製約機製的條件下，大量的資源配置權卻掌握在政府手中，低效甚至無效的權力製約機製加上公共權力控製的大量資源，自然容易形成腐敗的溫床。在此背景下，一旦政府代替市場來分配資源，資源的配置就會既不符合效率原則(因為缺少市場規則)。也不符合公平原則(因為民意問責機製的缺失或虛置)。而隻會符合權力原則，形成權力經濟。這樣，利益分化的加劇自然也就不足為奇了。
其實導致利益分化加劇的原因是複雜的，國際經驗表明。當人均GDP從1000美元向3000美元邁進時，往往是產業結構劇烈變化、社會格局重新調整、利益矛盾不斷增加、收入加速分化的時期。市場的分化效應往往在這一時期更加彰顯，對利益分化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同時，政府的再分配調節能力建設不足是另一原因。一方麵對高收入的調節不力。當前居民收入方式日趨多元化，政府未能根據現實情況的變化及時建立有效的收入監督及控製體係。另一方麵。對低收入階層缺乏有效保護，某些形式的轉移支付製度明顯向高收入群體傾斜，違背再分配原則。比如，諸多福利基本上隻提供給城市居民而非收入較低的農村居民：在城市內部，初次分配過程中本身就占有一定優勢的部門和單位才具有比較完善的福利體製。此外，由於貧富分化中存在著致富手段、致富領域、致富程度的不合理性。由此導致社會分配秩序的混亂，出現了嚴重的分配不公。比如，利用市場法律法規不健全，搞假冒偽劣商品的生產與經營，通過坑害消費者賺黑心錢而致富：利用市場不規範，市場機製不健全，通過壟斷經營和不正當競爭等手段獲取暴利：利用新舊體製並存之機，鑽改革的空子成為暴發戶：利用職權和便利，侵吞國有資產，以權謀私，貪汙受賄而致富：從事非法活動獲取暴利而致富。但同時必須承認。由於製度的不健全，政治體製改革的滯後，漸進經濟體製改革的特殊性，導致轉型時期無論是經濟運行還是政治運行，都存在諸多的體製漏洞，這種體製漏洞表現在現實中就是缺乏有效監督的非規範性權力運作與資源配置權的結合。這種結合隻會導致權力尋租性腐敗和權力經濟的產生，這樣，經濟資源的配置和利益分配就隻能遵循權力原則，資源配置和利益分配必然進一步向靠近權力核心的經濟強勢群體傾斜，經濟弱勢群體在資源配置和利益分配中進一步被邊緣化。可見，權力的非規範運行，及其對於資源配置權的大量占有，成為造成利益分化加劇的主因之一。
可以認為，利益分化是市場化改革的必然結果，而利益分化的持續加劇卻不能僅僅從市場化改革本身找原因，而應該從經濟改革的製度設計及其運行過程尋找答案。應該說，利益分化加劇既有製度設計失衡的原因，也有製度在運行中扭曲及功能失調的原因。因而，改革以來社會經濟生態的生成既有作為特定曆史發展階段的特殊經濟現象的內在必然性。也有作為特定製度設計及其運行結果的外在偶然性。作為政治應對策略來說，應該在承認社會經濟生態出現與形成的必然性的同時，調整宏觀製度設計，消除利益分化加劇帶給社會的消極影響，使社會經濟生態下的社會發展進入良性軌道。
責任編輯：張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