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底，中國的曆史發展進入了一個關鍵時期。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從國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發，完成了全黨工作重點的轉移，實現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以來黨的曆史上具有深遠意義的偉大轉折。
一、三中全會召開前的形勢
1978年底，全國性揭批“四人幫”的群眾運動已基本結束，真理標準大討論以正確觀點的確立接近尾聲，人們的思想獲得解放，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麵正在形成，一度瀕臨崩潰的國民經濟也得到了恢複。
人民的願望，形勢的發展，要求中國共產黨在總結工作、提出新任務的時候，必須適應曆史發展的要求，作出符合時代需要的戰略抉擇一把全黨的工作重心轉移到現代化建設的軌道上來，把全國人民的注意力集中到經濟建設上來。而最先提出作出這種抉擇的正是鄧小平同誌。
早在1978年9月，鄧小平同誌在東北視察工作時就提出，應該在適當的時候結束全國性的揭批“四人幫”的群眾運動，把黨和國家的工作著重點轉移到四個現代化建設上來。鄧小平同誌的這一建議很快在全黨上下得到了積極響應，同時也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得到了一致讚同。但在如何實現轉移的具體途徑上，卻存在著兩種截然不同的主張。一種是鄧小平、葉劍英等老一輩革命家所提出的。他們主張，要以工作重點轉移為契機，結束兩年徘徊前進的局麵，全麵展開撥亂反正，徹底糾正“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傾錯誤，把我國的社會主義事業引導到健康發展的軌道上來。另一種是華國鋒、汪東興等同誌所提出的。他們雖然也讚同實現黨的工作重點轉移，但他們的讚同，是在不糾正長期“左”傾錯誤的前提下，為了盡快實施他們提出的一係列急於求成的高指標而做出的。這就表明，中央高層在如何進入新時期的重大問題上，尚存在著嚴重的分歧。
二、三中全會的全麵準備——中央工作會議
在黨內外、國內外的複雜形勢下，為了準備召開十一屆三中全會，中共中央於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在北京召開了工作會議。按照華國鋒同誌的設想，這次會議主要是討論經濟問題。因此，他在開幕會上宣布會議的議題是：一、討論如何進一步貫徹執行以農業為基礎的方針，盡快把農業生產搞上去的問題；二、商定1979、1980兩年國民經濟計劃的安排；三、討論李先念同誌在國務院務虛會議上的講話。同時又宣布，中央政治局決定，在討論上述這些議題之前，先討論一個問題，這就是從明年1月起把全黨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的問題，並說“這是一個關係全局的問題，是我們這次會議的中心思想。”
顯然，這一中心思想大大突破了三個議題的範圍。三個議題僅僅局限於經濟工作，而這一“關係全局”的“中心思想”所涉及的則首先是思想路線、政治路線問題，即在什麼樣的思想指導下，用什麼樣的方針、政策來實現工作重點的轉移。但是在華國鋒同誌的講話中，他既沒有否定“兩個凡是”的錯誤方針，也沒有肯定實踐是檢驗真理唯一標準的討論，他仍然堅持“左”的錯誤，企圖在不觸動“左”的指導思想的前提下，實現黨的工作重點轉移。這時，如果按照華國鋒同誌的設想召開三中全會，就不可能分清思想理論是非，批判“文化大革命”的錯誤理論、政策和口號，解決“文革”及“文革”以前遺留下來的一係列重大曆史問題，也不可能順利實現全黨工作重點的轉移。而這樣的結果又是與黨和人民的願望背道而馳的，也是與會的一批老一輩革命家所要極力避免的。就在這個關鍵時刻，老一輩革命家再次發揮了中流低柱的作用。他們挺身而出，仗義直言，衝破了華國鋒同誌宣布的議題範圍，扭轉了會議方向，把原定的單純討論經濟問題的會議，變成了一次撥亂反正、提出新的指導思想的重要會議。
11月12日，陳雲同誌在東北組發言，率先提出了當時黨內外都比較關注的幾個重大問題。他說，實現四個現代化是全黨和全國人民的迫切願望，安定團結也是全黨和全國人民關心的大事。幹部和群眾對黨內是否能安定團結，是有顧慮的。因此，為了保證安定團結，對有些遺留的問題，影響大或涉及麵很廣的問題，是需要由中央考慮和作出決定的。接著，他列舉了應由中央考慮和決定的幾大問題，即所謂薄一波等61人叛徒集團案的問題，陶鑄等同誌的問題，彭德懷同誌的問題，天安門事件的問題，要求審查康生的問題等。所有這些問題，都涉及到重新評價“文化大革命”中發生的重大政治事件和“文化大革命”前遺留的某些重大曆史問題，歸根到底都涉及到要糾正“文革”及其以前的“左”傾錯誤這一關鍵問題。因而問題一提出，就立即得到了與會多數同誌的熱烈擁護，大家群起響應，提出了全麵糾正“文化大革命”的錯誤，迅速撥亂反正，解決曆史遺留問題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