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2章 轉折的思想發動——真理標準大討論(1 / 3)

華國鋒同誌的“兩個凡是”成為實現偉大曆史轉折的重大障礙。對此,鄧小平同誌一開始就指出:“‘兩個凡是’不行。”《光明日報》特約評論員闡述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文章發表,激起了一場軒然大波,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大討論遍及全國,由此開始了衝破“左”的束縛的思想大解放。這樣就為偉大轉折的實現進行了思想發動,準備了思想理論條件。

一、大討論的孕育——鄧小平同誌批評“兩個凡是”

華國鋒同誌的“兩個凡是”一經提出,就使當時尚未出來工作的鄧小平同誌深感憂慮。他覺得“兩個凡是”不是個一般問題,而是個是否堅持曆史唯物主義的根本問題,是個重要的思想路線問題。他經過反複考慮,再次以其特有的敏銳和直率挺身而出,於1977年4月10日給黨中央寫信,明確指出:“我們必須世世代代地要用準確的完整的毛澤東思想來指導我們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把黨和社會主義的事業,把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事業,勝利地推向前進。”5月24日,他在同王震、鄧立群同誌的談話中再次指出:“‘兩個凡是’不行。按照‘兩個凡是’,就說不通為我平反的問題,也說不通肯定1976年廣大群眾在天安門廣場的活動‘合乎情理’的問題。把毛澤東同誌在這個問題上講的移到另外的問題上,在這個地點講的移到另外的地點,在這個時間講的移到另外的時間,在這個條件下講的移到另外的條件下,這樣做,不行嘛!”“毛澤東同誌說,他自己也犯過錯誤。一個人講的每句話都對,一個人絕對正確,沒有這回事情。”“馬克思、恩格斯沒有說過‘凡是’,列寧、斯大林沒有說過‘凡是’,毛澤東同誌自己也沒有說過‘凡是’。”“毛澤東思想是個思想體係。……我們要高舉旗幟,就是要學習和運用這個思想體係。”鄧小平同誌正是通過這次談話,率先對華國鋒同誌在三月中央全會上堅持的“兩個凡是”的方針提出了尖銳的、針鋒相對的批評,由此帶動了其他老一輩革命家共同否定“兩個凡是”的方針。

正是在老一輩革命家的積極推動下,1977年7月十屆三中全會恢複了鄧小平同誌中共中央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的職務。鄧小平同誌的複出,無疑是黨和人民對“兩個凡是”鬥爭的一個重大勝利,但鄧小平同誌認為,要徹底從思想上清除“兩個凡是”的影響,還需要做大量的工作。在這次會議的閉幕詞中,他再次強調要完整準確地理解毛澤東思想,要善於學習、掌握和運用毛澤東思想的體係來指導我們各項工作。“我們不能夠隻從個別詞句來理解毛澤東思想,而必須從毛澤東思想的整個體係去獲得正確的理解。”“毛澤東同誌倡導的作風,群眾路線和實事求是這兩條是最根本的東西。”接著在8月召開的黨的十一大上,鄧小平同誌再次強烈呼籲要恢複和發揚實事求是的優良傳統。

雖說鄧小平等老一輩革命家通過這樣的倡導和呼籲,在不同程度上動搖了“兩個凡是”的基礎,縮小了“兩個凡是”的市場,盡管實際工作中的撥亂反正已經開始起步,並且取得了局部性的進展,然而由於種種原因,圍繞著這些問題的矛盾和鬥爭仍然十分尖銳和激烈,“兩個凡是”的觀點在一些問題上還占有優勢。這集中反映在華國鋒同誌在黨的十一大上所作的政治報告中。他雖然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結束,但卻認為這“決不是階級鬥爭的結束,決不是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結束”;他雖然對“四人幫”的不少謬論和倒行逆施進行了比較係統的揭露和批判,但卻仍然堅持並闡發了“文化大革命”中的許多“左”的觀點;他仍然全麵肯定“文化大革命”,肯定毛澤東同誌晚年的思想和實踐。這就說明黨的十一大雖然是在“文化大革命”結束之後召開的,但仍然未能從指導思想上完成撥亂反正的任務,“兩個凡是”的思想在中央高層領導中仍占有支配地位,要衝破它的束縛,還需要做進一步的思想發動。

二、大討論的引發——《光明日報》特約評論員文章的發表

實事求是和“兩個凡是”的鬥爭最初並未見分曉,鄧小平等老一輩革命家在繼續鬥爭,廣大人民群眾也在深入思考。鬥爭和思考促使人們日益接近了問題的實質和核心,這種接近最早反映在1978年3月26日《人民日報》發表的署名張成的思想評論—《標準隻有一個》之中。這篇評論指出:“真理的標準,隻有一個,就是社會實踐,這是科學的結論,是人們經過幾千年的摸索和探討,才得到的。”評論還頗有針對性地指出:“有的同誌不願承認或者不滿足於馬克思主義的這個科學結論,總想在實踐之外,另找一個標準。”應該說,這篇評論已經點到了問題的要害。它雖然隻有1000餘字,發表的位置也很不起眼,但就這樣,在此後的一個月內,《人民日報》編輯部還是陸續收到20多封讀者來稿、來信。可是,其中隻有一封表示完全讚成社會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觀點,其餘均表示不能接受或者不能完全接受這一觀點。這種現象一方麵反映了中央高層的爭論和鬥爭已經引起理論界和部分群眾的關注和參與;另一方麵也說明,要全麵完成撥亂反正的任務,還急需進行一場有關真理標準問題的大討論。

順應這個需要,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報》發表了題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以下簡稱《標準》)的特約評論員文章。第二天,《人民日報》、《解放軍報》全文轉載,新華社發了通稿,不少省市的黨報也隨之予以轉載。這篇文章共分四部分:一、檢驗真理的標準隻能是社會實踐;二、理論與實踐的統一是馬克思主義的一個最基本的原則;三、革命導師是堅持用實踐檢驗真理的榜樣;四、任何理論都要不斷接受實踐的檢驗。文章聯係到當時思想政治領域的情況,強調指出:“現在,‘四人幫’及其資產階級幫派體係已被摧毀,但是‘四人幫’加在人們身上的精神枷鎖,還遠沒有完全粉碎。毛主席在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曾經批評過的‘聖經上載了的才是對的’這種傾向依然存在。無論在理論上或實際工作中,‘四人幫’都設置了不少禁錮人們思想的‘禁區’,對於這些‘禁區’我們要敢於去觸擊,敢於去弄清是非。科學無禁區。凡是超越於實踐並自奉為絕對的‘禁區’的地方,就沒有科學,就沒有真正的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而隻有蒙昧主義、唯心主義、文化專製主義。”文章接著說:“社會主義對於我們來說,有許多地方還是未被認識的必然王國。我們要完成這個偉大的任務,麵臨著許多新的問題,需要我們去認識、去研究。躺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現成條文上,甚至拿現成的公式去限製、宰割、裁剪無限豐富的飛速發展的革命實踐,這種態度是錯誤的。我們要有共產黨人的責任心和膽略,敢於研究生動的實際生活,研究現實的確切事實,研究新的實踐中提出的新的問題。隻有這樣,才是對待馬克思主義的正確態度,才能逐步地由必然王國向自由王國前進,順利地進行偉大的新長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