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樣的情況之下，1978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召開會議，專門討論真理標準問題。會議認為，《光明日報》論述真理標準問題的文章是馬克思主義的，主題是好的，華國鋒同誌也表示同意這種看法，汪東興同誌也沒有表示異議。在中央高層初步統一對真理標準問題討論的認識之後，11月14日經黨中央批準，中共北京市委宣布：1976年清明節廣大群眾到天安門廣場沉痛悼念敬愛的周總理，憤怒聲討“四人幫”，完全是革命行動，對於在那場事件中受到迫害的同誌一律平反，恢複名譽。至此，粉碎“四人幫”後人民群眾提出的最迫切的兩大要求—鄧小平重新出來工作和為天安門事件平反，都基本上得到了實現。這無疑表明，通過真理標準問題的大討論，在實事求是和“兩個凡是”的鬥爭中，正確的思想已占據優勢，僵局已經被打破。
四、大討論的結果——實事求是思想路線重新被肯定
作為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準備，中共中央於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在北京召開工作會議。會議上，代表們再次就“兩個凡是”和真理標準問題展開了廣泛熱烈的討論。11月27日，一位代表在分組討論時發言，表達了他對真理標準問題及真理標準大討論的不同看法。首先，他不讚成把這場討論看成是政治問題、路線問題，是關係國家前途命運的重大問題。雖然他承認這樣的討論是有益的，但又擔心討論會衝擊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麵。他說，現在報刊文章提出了一些新口號，例如“來一個思想解放運動”、“反對現代迷信”等，“我不認為這些說法完全不包含合理的內容，但如果把它們當做思想工作、宣傳工作中的綱領性口號，那就要十分慎重”。“我不讚成在報刊上發表文章，用旁敲側擊的方法，在實際上去引導人們去議論毛主席的錯誤。”
一石激起千層浪。本來會議的討論議題已逐步轉入經濟問題，但這篇發言又把與會人員的注意力拉回到了政治問題上，“兩個凡是”和實踐標準的爭論頓時成為會議討論的重點。這次會議上的爭論對於似乎已近尾聲的真理標準大討論又發生了新的重大影響：其一，它將真理標準問題集中提到與會的200多名中共高級幹部麵前，使此前對這場討論曾予以熱情關注及未曾重視的省、市、自治區、大軍區及中央、國務院的部門負責人又一次交流和探討這一既有理論意義又有重大政治意義的問題。通過交流探討，其中絕大多數同誌都對實踐標準的觀點及其討論給予了堅決支持，對堅持“兩個凡是”觀點的同誌提出了尖銳批評。這種情況一方麵對真理標準問題討論的最終結局發揮了決定性的影響，另一方麵也使這場討論的影響和作用更為深入和廣泛。其二，在與會人員的要求下，直接參與真理標準爭論的有關當事人說明了一些情況，堅持“兩個凡是”觀點的人也作了程度不同的自我批評。其中，12月13日，汪東興同誌向大會作書麵檢查。他說，1977年2月7日兩報一刊《學好文件抓住綱》的社論，“是在我的直接領導下寫成的，其中‘兩個凡是’的提法我是讚同的，這不僅反映了我當時的思想實際，而且在以後處理某些問題上自己的思想還束縛在這個框框裏，解放不出來”；在真理標準問題討論的過程中，我對於它的“積極意義估計不足，相反在思想上存在一些顧慮，主要是怕因此對捍衛和高舉毛主席的偉大旗幟產生不利影響”。他表示要認真總結經驗教訓。同日，華國鋒同誌也在會議的閉幕會上就“兩個凡是”問題作了解釋和檢討。他說，他在三月中央工作會議上講的“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都必須維護，凡是損害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須製止”，是從當時剛剛粉碎“四人幫”的複雜情況出發，從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曆史上捍衛革命領袖旗幟的正反兩方麵的經驗出發的，後來發現，第一句話說得絕對了，第二句話確實是值得注意的，但如何製止也沒有講清楚。他還說，1977年2月7日中央兩報一刊《學好文件抓住綱》的社論中講的“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擁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要始終不渝的遵循”就更加絕對，更為不妥，在不同程度上束縛了大家的思想，不利於實事求是地落實黨的政策，不利於活躍黨內思想。此外，他還就真理標準討論問題作了說明。這樣，圍繞著“兩個凡是”和真理標準問題的將近兩年的爭論，以決定性勝利而告一段落。
在同日的閉幕會上，鄧小平同誌作了題為《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報告。他在報告中強調：“解放思想是當前的一個重大政治問題”。“不打破思想僵化，不大大解放幹部和群眾的思想，四個現代化就沒有希望。”他還特別對持續近兩年的真理標準大討論作了總結，他說：“目前進行的關於實踐是檢驗真理唯一標準問題的討論，實際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爭論。大家認為進行這個爭論很有必要，意義很大。從爭論的情況來看，越看越重要。一個黨，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如果一切從本本出發，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進，它的生機就停止了，就要亡黨亡國。這是毛澤東同誌在整風運動中反複講過的。隻有解放思想，堅持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理論聯係實際，我們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才能順利進行，我們黨的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理論也才能順利發展。從這個意義上說，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爭論，的確是個思想路線問題，是個政治問題，是個關係到黨和國家的前途和命運的問題。”隨後召開的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也同樣高度評價了關於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問題的討論，認為“這對於促進全黨同誌和全國人民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線，具有深遠的曆史意義”。
總的說來，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是新中國建立以來思想理論戰線上一場規模甚大、影響深遠的鬥爭，也是我黨自延安整風運動以來又一次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教育運動和思想解放運動。它衝破了長期以來“左”傾錯誤思想的束縛，開始把人們從多年盛行的教條主義和個人崇拜的精神枷鎖中解放出來，逐步端正了馬克思主義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有力地推動了各條戰線實際工作的撥亂反正，為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為偉大曆史轉折的實現，準備了思想理論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