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標準》一文，引起了社會各界的強烈反響。一場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大討論就此展開了。
三、大討論的展開——實事求是戰勝“兩個凡是”
《標準》一文的發表，首先引來的是堅持“兩個凡是”的人的責難。5月12日，即《人民日報》轉載《標準》一文的當天，《人民日報》負責人就收到一個指責電話，說《標準》一文“犯了方向性錯誤”。次日，《紅旗》雜誌主編打電話給新華社社長，說新華社轉發此文是錯誤的，爾後還說“新華社和《人民日報》犯了錯誤”。5月17日，時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汪東興同誌點名批評了《標準》和另外一篇文章，說這兩篇文章“實際上是把矛頭指向主席思想，我們的黨報不能這樣幹”，還責問“這是哪個中央的意見”，表示要“查一查，接受教訓，統一認識，下不為例，”並要求中宣部“把好關”。5月18日，當時的中宣部長在一次會議上要求大家對《標準》一文“議論紛紛，發表不同意見，不要因為《人民日報》轉載了，新華社發了，就定論了，要提高鑒別能力”。6月15日，汪東興同誌召集中宣部和中央直屬新聞單位的負責人開會，對《標準》和其他幾篇文章再次進行指責，還特別對負責審定《標準》一文的胡耀邦同誌點名批評，要他在報上寫文章時注意。他還說到，評論員文章可要注意，有幾篇不那麼恰當。他認為，宣傳上的不足之處，國內外敵人會利用，挑撥。他們挑撥政治局常委之間的關係，挑撥毛主席和華主席之間的關係，挑撥工人和農民之間的關係。宣傳的關把得不緊，被敵人利用是了不得的事。而此時作為中共中央理論刊物的《紅旗》雜誌遵照華國鋒、汪東興等同誌的意見，對《標準》一文一直保持長時間的沉默，以此表明其抵製的態度。當該刊負責人反映《紅旗》的態度正受到廣大群眾的責難時，汪東興同誌說：“你不要怕孤立，怕什麼！不要怕。《紅旗》不參加這場討論。”
麵對堅持“兩個凡是”的人對《標準》一文的指責和對真理標準問題討論的壓製，鄧小平等老一輩革命家進行了強有力的反擊。5月19日，鄧小平同誌在接見文化部核心領導小組負責人時明確表示：“文章符合馬克思列寧主義嘛，扳不倒嘛！”5月30日，在同幾位負責人談話時，他又說：“隻要你講話和毛主席講的不一樣，和華主席講的不一樣，就不行。毛主席沒有講的，華主席沒有講的，你講了，也不行。照抄毛主席講的，照抄華主席講的，全部照抄才行。這不是一種孤立的現象，是當前一種思潮的反映。”他強調：“毛澤東思想最根本、最重要的東西就是實事求是。現在，連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都成問題了，真是莫名其妙。”6月2日，在全軍政治工作會議上，鄧小平同誌再次談到這個問題，他批評說：“我們也有一些同誌天天講毛澤東思想，卻往往忘記、拋棄甚至反對毛澤東同誌的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這樣一個馬克思主義的根本觀點、根本方法。不但如此，有的人還認為誰要是堅持實事求是，從實際出發，理論和實踐相結合，誰就是犯了彌天大罪。他們的觀點，實質上是主張隻要照抄馬克思、列寧、毛澤東同誌的原話，照抄照轉照搬就行了。要不然，就說這是違反了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違反了中央精神。他們提出的這個問題不是小問題，而是涉及到怎麼看待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問題。”他指出：“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本原則，我們任何時候都不能違背，這是毫無疑義的。但是，一定要和實際相結合，要分析研究實際情況，解決實際問題。”他號召“打破精神枷鎖，使我們的思想來個大解放”。講話的第二天，《人民日報》、《解放軍報》即以“鄧副主席精確闡述毛主席實事求是光輝思想”的通欄標題作了報道，這就使鄧小平的講話成了一把銳利的思想武器，有力地支持了麵臨困境的真理標準大討論，極大地鼓舞了堅持實踐標準的人們，增加了他們繼續鬥爭的勇氣。7月21日，鄧小平同誌同當時的中宣部長談話，要求他對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不要再“下禁令”、“設禁區”了，不要再把“剛剛開始的生動活潑的政治局麵拉向後退”。9月9日，李先念同誌在國務院務虛會上發表講話，也表示了對真理標準問題討論的支持。他說，林彪、“四人幫”的破壞把包括理論與實踐的關係在內的許多問題搞亂了，造成思想混亂，必須予以澄清。他強調，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凡是經過長期社會實踐證明是符合客觀規律、符合大多數人利益的事，就堅決地辦，堅持到底。我們的一切政策、計劃、措施是否正確，都要以能否為人民群眾謀利益來檢驗。9月16日，鄧小平同誌在聽取吉林省委常委工作彙報時，再次批評了“兩個凡是”的觀點，明確支持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的觀點。他說：“現在黨內外、國內外很多人都讚成高舉毛澤東思想旗幟。什麼叫高舉？怎麼樣高舉？大家知道，有一種議論，叫做‘兩個凡是’，不是很出名嗎？凡是毛澤東同誌圈閱的文件都不能動，凡是毛澤東同誌做過的、說過的都不能動。這是不是叫高舉毛澤東思想的旗幟呢？不是！這樣搞下去，要損害毛澤東思想。毛澤東思想的基本點就是實事求是，就是把馬列主義的普遍原理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他強調：“所謂理論要通過實踐來檢驗，也是這樣一個問題。現在對這樣的問題還要引起爭論，可見思想僵化。根本問題還是我前邊講的那個問題，違反毛澤東同誌實事求是的思想，違反辯證唯物主義、曆史唯物主義的原理，實際上是唯心主義和形而上學的反映。”
當中央高層圍繞《標準》一文的發表及真理標準問題展開激烈論爭的時候，理論界、學術界、新聞界也加入了討論的行列。他們從鄧小平等老一輩革命家的關心支持中受到鼓舞，頂住“兩個凡是”的壓力，繼續寫文章、召開討論會，將業已開展的討論進一步引向深入。據不完全統計，截至1978年底，中央及省級報刊登載的關於真理標準問題討論的專文就達650篇之多，由此形成了以理論界為主力，波及全國、影響各界、人人關注的大討論。尤為引人注目的是，在這場熱潮中，全國大多數省級黨政領導機關、大軍區領導機構都相繼進行了討論，許多省委及大軍區的主要負責人公開撰文或發表談話，表示支持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觀點，並且高度評價這次討論的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這種情況充分表明，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已經不是一個完全的學術爭鳴問題了，而是成了一個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共同關心的重大政治原則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