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個凡是”的方針出台後不久，1977年3月14日，華國鋒同誌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發表長篇講話。他強調，要繼續堅持“以階級鬥爭為綱”和“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要充分認識“文化大革命”的完全必要性，鞏固和發展“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在對待天安門事件問題上，他不僅繼續認定是“反革命事件”，而且還指責要求為天安門事件平反的呼聲是完全錯誤的。在鄧小平同誌出來工作的問題上，他認為：“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是偉大領袖毛主席定的，批是必要的。”為了論證繼續批鄧的必要性，他硬把鄧小平的工作問題同“四人幫”餘黨妄圖翻案兩個風馬牛不相及的事聯係到一起說：“現已查明，有那麼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他們的反革命策略是先打著鄧小平出來工作的旗號，迫使中央表態，然後攻擊我們違背毛主席的遺誌，從而煽動推翻黨中央、保王洪文上台，為‘四人幫’翻案”，等等。他再次要求全黨一定要注意：“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都必須維護；凡是損害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須製止。”
“兩個凡是”方針的推行，使全國邁向新時期伊始又出現了徘徊不前的局麵。
首先，恢複老幹部工作、平反冤假錯案的進程受到了阻礙。按照“兩個凡是”，鄧小平等老一輩革命家難以出來主持工作，包括天安門事件在內的大量冤假錯案得不到及時的平反昭雪，人民群眾現代化建設的積極性尚無法調動起來，整個社會仍然處於沉悶的氛圍之中。
其次，原有的個人崇拜得到維護，新的個人崇拜不斷加強。按照“兩個凡是”，對於毛澤東同誌的個人崇拜隻能繼續維護，不能有任何削弱，對於毛澤東同誌晚年的錯誤理論和實踐，也隻能繼續堅持，不能有絲毫動搖；與此同時，華國鋒同誌又憑借毛澤東對他的信任和作為毛澤東同誌指定接班人的合法資格，備加推行對他的個人崇拜，以期由此鞏固他的領導地位，獲得與這一地位相稱的領袖權威。這樣，1977～1978兩年間，“英明領袖”、“統帥”等閃爍著神聖光芒的桂冠都戴到了華國鋒同誌的頭上。“你辦事，我放心”的條幅作為對聯貼在了中國老百姓的門上，華主席的畫像與毛主席的畫像並排掛在了眾多中國人的廳堂裏，歌頌華主席、熱愛華主席、忠於華主席、保衛華主席成為群眾大會必選的標語口號。新的一輪個人崇拜初露端倪！
再次，國民經濟恢複，出現“洋冒進”的新的失誤。由於“兩個凡是”的錯誤推行，黨未能及時完成指導思想上撥亂反正，致使在“文革”中表現得極為顯著的經濟建設中的“左”傾思想不但沒有受到批判，反而以其更為強勁的作用力在新的曆史條件下再次抬頭，使這個時期的經濟工作出現了急於求成、急躁冒進的傾向。從1976年冬季開始，華國鋒同誌就提出要在4年內基本實現農業機械化。1977年4月19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抓綱治國推進國民經濟新躍進》，其中提出：“一個新的躍進形勢正在形成。”10月26日，《人民日報》發表評論員文章，具體闡述了華國鋒同誌提出的“建設速度問題不是一個單純的經濟問題，而是一個政治問題”的觀點，強調要“用革命加拚命的精神，爭時間，搶速度，大大加快我國國民經濟的發展步伐”。12月，在中共中央、國務院批準下達的《關於1976～1985年發展國民經濟十年規劃綱要（草案）》中，又提出要在本世紀末全麵實現現代化，各個生產技術領域多數接近、少數趕上或超過最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水平。按照這個規劃，到1985年鋼產量要達到6000萬噸，原油產量達到25億噸，糧食產量達到4億噸；規定十年中工業方麵要新建和續建120個大型項目，其中有10個大型鋼鐵基地、8個大型煤炭基地、10個大油氣田、30個發電站等。這些顯然都是不合實際的高指標。按照這個《綱要》執行下來，1978年的基建投資成為“大躍進”之後20年中基建投資規模最大、增長最快的一年，大大超出了當時國力的允許範圍，造成了國際收支中嚴重的逆差，進一步加劇了國民經濟重大比例嚴重失調的局麵，加重了國家財政困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