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政治上看，由於“左”傾錯誤的影響，特別是由於林彪、江青兩個反革命集團的相繼肆虐，廣大幹部和人民群眾受到殘酷迫害，留下了大批冤假錯案。十年間，全國17.5%的國家幹部曾被立案審查過，其中中央國家機關副部級以上和地方副省級以上的高級幹部中，被立案審查的就高達75%；僅最高人民檢察院特別檢察廳起訴書中列舉的受誣陷、迫害的就有729511人之多，迫害致死的達34800多人。落實政策的任務極其繁重而艱巨。
從思想理論上看，林彪、“四人幫”一夥十年來肆意歪曲篡改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嚴重搞亂了人們的思想，導致教條主義盛行，唯意誌論和形而上學猖撅。同時，長期的“左”傾思想和個人崇拜，也深深地影響著廣大幹部和群眾，造成不少人思想僵化，不能正確認識“文化大革命”的錯誤。加之“文革”中倡導“造反有理”，盛行“大民主”和無政府主義，這也對一些人特別是青年人的思想造成了惡劣的影響。所有這些，都嚴重削弱和幹擾著黨的領和人民民主專政。
從科教文藝上來看，這些方麵更是“文化大革命”的重災區。由於林彪、“四人幫”提出教育戰線“兩個估計”論和“文藝黑線專政”論，全國絕大部分學校、科研院所、文教機關和群眾藝術團體不能正常運轉。他們推行文化專製主義，九億人民隻能看幾出樣板戲，隻許聽有限的革命歌，文化生活極其單調貧乏。與此同時，他們把數百萬的知識分子從整體上列入了“臭老九”的另冊，給許多知名的專家、學者、教授、作家、藝術家等扣上“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的帽子，致使其中不少中華民族的精英因此而含冤於九泉之下。
上述各方麵的情況都表明，我們在走向新時期之初，必須首先集中精力，在全國範圍內展開一場大規模的揭批“四人幫”的群眾運動，徹底清算他們的罪行，分清理論上、路線上和方針政策上的大是大非。隻有這樣，才能真正實現撥亂反正，及早走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正確軌道上來。
二、撥亂反正中遇到的困難
麵對國際形勢提供的新的機遇和挑戰，順應廣大人民群眾集中力量、搞好現代化建設的強烈要求，從1976年12月開始，中共中央連續三次批發了《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反革命集團罪證》材料，發動了一場億萬人民參加的揭批“四人幫”的群眾運動，由此拉開了偉大曆史轉折前撥亂反正的序幕。
隨著撥亂反正的深入，人們認識到毛澤東同誌晚年的“左”傾錯誤也是黨的工作出現失誤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迫切要求糾正這種錯誤，恢複黨的正確路線和優良傳統。這種要求在粉碎“四人幫”之後的一段時間內，集中表現在讓鄧小平同誌重新工作和給天安門事件平反兩件事上。但是，當時擔任中共中央主席、國務院總理、中央軍委主席的華國鋒同誌卻背離人民的意願，采取了繼續堅持“左”傾指導思想的錯誤態度。在粉碎“四人幫”不久的1976年10月26日，他在聽取宣傳口彙報之後，針對廣大幹部群眾要求鄧小平出來工作和為天安門事件平反一事，明確表態：1.要集中批判“四人幫”，連帶批鄧；2.“四人幫”的路線不是極左，而是極右；3.凡是毛主席講過的話，點過頭的事，都不能批評；4.天安門事件要避開不說。這就是華國鋒同誌“兩個凡是”思想的最初表露。
1977年1月8日，全國各地又不同程度地出現了悼念周恩來逝世一周年的群眾性活動，並再度要求讓鄧小平出來工作和給天安門事件平反。對此，華國鋒同誌采取了壓製態度，並且指示寫作班子把他的“兩個凡是”的思想寫進為他準備的一個講話提綱裏。這樣，在1月21日的講話草稿中，就出現了“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必須擁護，不能違反；凡是損害毛主席的言行，都必須堅決製止，不能容忍”的言詞。1月25日，中央宣傳口的一位負責人傳達華國鋒同誌的意見說：要寫篇社論，把人們對天安門事件和鄧小平問題的注意力扭轉開來。還說，現在的矛頭對著誰呀，是對著黨中央的。要引導大家學習文件，不談這些問題。根據華國鋒同誌的這個意見，2月7日，《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紅旗》雜誌聯合發表題為《學好文件抓住綱》的社論。社論認為：“當前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矛盾，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集中表現為我們黨和‘四人幫’的矛盾，這就是當前的主題，就是當前的綱。”社論針對性極強地表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要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這就是著名的“兩個凡是”。它在當時以最具權威的中央“兩報一刊”社論的形式出現，明白無誤地告訴全黨和全國人民，這是以華國鋒同誌為首的黨中央的主張和意見，比較典型地反映了華國鋒同誌對待人民群眾要求撥亂反正的呼聲、以至治理整個國家的態度和方針：一切都不允許發生根本性的轉變，黨和國家還要按以前的路線走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