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在過去20年經曆了經濟的高速增長。為什麼中國的經濟增長速度這麼快，經濟體製改革如此成功？新古典經濟學家給體製改革和經濟增長開出來的藥方通常被稱為“華盛頓共識”。“華盛頓共識”包括：穩定的宏觀經濟政策、價格自由化、私有化、貿易自由化、金融自由化等。如果說“華盛頓共識”是老師給學生布置的作業，那麼中國就像一個從來不做作業的學生，但每次到考試的時候都比別的學生考得好。那些聽話的學生，比如俄羅斯、拉美的一些國家，增長績效遠遠不如中國，甚至還出現過嚴重的倒退。
更讓經濟學家迷惑的是，中國的經驗是“摸著石頭過河”。換言之，中國的改革並沒有清晰的戰略和方案。當改革剛剛開始的時候，我們並不知道自己要走向何方。“試驗”是中國改革成功的一個重要經驗。比如對外開放是從四個經濟特區開始的。當時深圳無非是緊靠香港的一個小漁村。政府的想法是，如果成功就推廣，如果失敗，就是關掉也無大礙。這種“試錯法”可以將改革的政治風險最小化。“試錯法”還有一個好處，那就是很多事情我們可以“從幹中學”，慢慢摸索。但是，“試錯法”也有其局限。隻有在封閉的經濟體係中，我們才可以從容地進行試驗，才可以出錯就改正。在開放的條件下，國際規則以及日益密切的國際貿易金融聯係都有可能使得我們的“試驗”受到限製。
中國改革成功的另外一個經驗是：高速增長有助於改革成功。隨著經濟高速增長，出現了新增的財富，這部分新增的財富可以逐漸稀釋掉過去遺留的曆史包袱。所以，沒有非國有企業部門的崛起，國有企業改革根本不可能成功。我喜歡的一個比喻是《生死時速》。這是一部好萊塢大片，電影中有個恐怖分子將炸彈放在公共汽車下邊，如果汽車的行駛速度過快，炸彈會爆炸；如果汽車的行駛速度太慢，炸彈也會爆炸。中國的情形也是如此。金融體係的不良債權、社會保障體係的巨大虧空、日益擴大的貧富差距、泛濫成災的腐敗問題……這些都是綁在中國這輛列車下麵的定時炸彈。我們無法把車子停下來，拆掉炸彈再輕裝出發，我們必須維持持續穩定的高速增長，才能在增長中解決問題。
中國的經濟增長和改革還能像過去20年那樣有驚無險、順利過關嗎？我們希望如此，但是，也必須承認，第二代改革要比第一代改革困難得多。
第一代改革是由一些具有超凡魅力的政治領導人推動的。他們更需要的是勇氣和膽識。他們可以依賴的是一個相信權威而且比較齊心協力的官僚體係。支持改革的官員大多是少壯派，血氣方剛，敢於冒險，而且沒有可以失去的既得利益。第二代改革的領導人是從科層製的梯子上逐級攀登上來的，他們沒有機會像老一代領導人那樣可以具有超凡魅力，隻能靠實幹和團結贏得支持。到了第二代改革的時候，曾經站在改革前線的少壯派大多已經主政一方，他們會比年輕時候更加成熟，但也少了銳氣。正如美國經濟學家曼瑟爾·奧爾森（Mancur Olson）所說的，在邊界穩定的社會中，利益集團逐漸滋生。利益集團在體製內和體製外都開始繁衍，慢慢地侵蝕著經濟的活力。
第二代改革的議題也和第一代改革不同。第一代改革主要需要做的是框架的構建，其中穩定的宏觀經濟政策、價格體係改革和所有製改革是最重要的，這些改革較少有爭議，而且效果非常明顯。第二代改革則要煩瑣得多。《世界是平的》一書的作者托馬斯·弗裏德曼把第一代改革稱為“批發型改革”，第二代改革稱為“零售型改革”。我們也可以不太嚴格地說，第一代改革是“宏觀的”，第二代改革是“微觀的”，或是用流行的說法，是“結構性改革”。想象一下，在20世紀90年代初期，中國的改革出現停滯危險時，鄧小平需要做的就是到深圳等地走一趟，把靜止的皮球踢動，然後這個球就會自己歡快地跳躍前進。第二代改革的任務比“踢球”複雜多了。教育、醫療衛生、社會保障、環境保護、研究開發、收入差距……這些都是第二代改革不可回避的任務。但是，完成這些任務之後，成績是很難看出來的，可是，稍微有所鬆懈，出現的問題就是災難性的。這不像第一代改革的那些任務，完成之後效果是立竿見影的：高速的GDP、回落的通貨膨脹率。那會使得第一代改革者更加自信。
第二代改革要完成的使命更加重要。這些改革將為中國的未來增長創造紮實的基礎。如果我們不在今天抓緊這些改革，那麼中國將會失去經濟增長的動力。舉例來說，為什麼中國的製造業能夠具備較強的競爭力？一個原因就是中國的廉價勞動力所受教育程度相對較高。很多在出口企業工作的打工妹是初中畢業或是高中畢業。和中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在印度，農村婦女的識字率大約隻有40%。然而這種人力資本的優勢是過去我們重視基礎教育的結果，在過去20年內，政府並沒有對教育和衛生有足夠的投入，如果長此以往，中國將會陷入一個廉價勞動力的陷阱。第一代改革對公民福利的提高其實是間接的，因為增長率的提高未必意味著就業機會的增加，也不一定會帶來居民福利水平的提高。比如，高汙染帶來的高增長反而會帶來居民福利水平的惡化。相反，第二代改革的目標是直接為居民的人力資本投資、為環境的可持續性投資，能夠切實而有效地提升居民的福利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