跳樓事件之後，富士康在2010年6月1日將深圳廠區普工基本工資從900元加到了1 200元，6月6日再次公布從2010年10月1日起，將通過三個月考核的員工最低工資調高到2 000元。從900元漲到2 000元，最低工資已經漲了一倍多。乍看起來，富士康已經非常慷慨了。但是，富士康上調的僅僅是深圳地區員工的最低工資，國內其他地方的富士康工廠的最低工資大多低於深圳。據估計，此次富士康加薪，每年需要增加的支出不會超過38億元，還不到其營業總額的1%。據傳，富士康可能還會考慮向內地遷廠，因為內地的基本工資比深圳低很多，這樣一來，深圳的加薪就不過是虛晃一槍了。
富士康真加薪也好，假加薪也好，事實自有定論。富士康去也好，留也好，這不過是企業為了生存的技巧，並不是杜絕此類事件的關鍵。富士康是初春堅冰上出現的第一道裂紋，是初秋飄然而落的第一片黃葉。富士康跳樓事件的發生，意味著天氣要變化。多年之後，我們回頭再看，也許會發現，這裏原來是季節變換的邊界。
富士康事件將帶來一場加薪的浪潮。理由很簡單，中國農民工的工資早就到了該提高的時候了。與沿海出口企業農民工作出的巨大貢獻相比，他們所得到的回報是極其微薄的。美國勞動力平均每小時工資大約18美元，最低工資標準接近每小時6美元。德國西部工人的工資是平均每小時27.87歐元，東部地區是17.37歐元。墨西哥的勞動力平均工資也達到了每小時4美元，而中國製造業中農民工的工資大多數連每小時1美元都沒有。以平均工資而論，在製造、建築和服務業，中國勞動力的小時工資隻有印度勞動力小時工資的60％～80%。被壓彎的農民工的脊梁，支撐著日益畸形的中國經濟。中國的出口企業盡管發展迅猛，但歸根到底，賺的是農民工的血汗錢。大量的中國企業依賴著低工資、低利率、高耗能、高汙染的模式發財，彼此之間為壓低價格殺紅了眼。這是墮落到底的“競爭”，也是涸澤而漁的“發展”。
富士康跳樓事件宣告，中國廉價勞動力的時代將一去不複返了。這不是因為各地政府都在上調最低工資標準，而是因為在勞動力市場上，供給與需求的力量出現了扭轉。在工資水平被壓低的情況下，對廉價勞動力的需求持續旺盛，但是，勞動力的供給卻出現了悄然的變化。短短十多年的時間，第一代農民工就已經像榨汁機裏麵吐出來的甘蔗渣，被徹底榨幹了。新增加的農民工大多是“80後”、“90後”為主的“民二代”。首先，第二代農民工的數量開始銳減。這在很大程度上“歸功於”高不可攀的房價、教育費用、醫療費用。進城打工的農民很快就發現，他們已經養不起孩子了。這真是極具諷刺性的現象：中國的房地產商和計劃生育委員會居然結成了戰略聯盟。其次，很多“民二代”自幼跟著父母進城，他們已經習慣了城市的生活，對工作的條件、未來的期待，都和其父輩、兄輩很不一樣。他們和城裏的孩子一樣泡在網上，能不能上網，會成為他們找工作的必選條件之一。勞動力供給的萎縮、勞動力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化，會帶來勞動力市場上的轉折點。未來的勞動力工資將持續上漲，而且工人對福利的要求也會越來越高。
我們可以比較容易地預測，從長期來看，這將引發哪些變化。勞動力成本的上漲，將宣告全球低通貨膨脹時代的結束。未來的通貨膨脹壓力將越來越多地來自成本推動，而這是最難以治療的通貨膨脹病。資本會逐漸替代勞動，這將迫使中國的企業放棄低成本競爭的商業模式，致力於技術創新，逐步提高生產自動化的程度。沿海的企業有一批會轉移到內地。如果農民工不需要再背井離鄉，而是能夠在家鄉上班，這是一件好事。美國著名經濟學家傑弗裏·薩克斯有一次到甘肅的農村參觀，深有感慨地說，在中國農村看到的情景，別的國家隻有到打仗的時候才能看到：所有的青壯勞動力都不在村裏。另外一批沿海企業可能會移師海外，去越南、印度，甚至非洲。這也是一件好事，因為能在國內留下來的一定是更有競爭力的企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