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魯曉夫“對幹部不負責任”被趕下台
黃葦町專欄·曆史鏡鑒
黃葦町，本刊顧問，以研究隱形經濟著稱的經濟學家及反腐專家，《求是》雜誌研究員。曾任紅旗雜誌社副總編輯。主要著作有《蘇共亡黨十年祭》、《中國的隱形經濟》、《失落的尊嚴——懲腐備忘錄》。
1964年4月17日是赫魯曉夫的70歲壽辰。蘇聯黨和政府為他舉辦了隆重的慶典，其規模和聲勢僅次於1949年慶祝斯大林的70歲壽辰。祝壽活動上，黨中央主席團成員和中央書記來到赫魯曉夫的寓所。勃列日涅夫宣讀了由全體蘇共領導人集體簽名的賀信，向“最親密的朋友和同誌，表示特殊的敬意”。勃列日涅夫還代表黨和政府，給赫魯曉夫頒發了第四枚金星勳章，並親吻了他三次，晚上還舉行了大型招待會，赫魯曉夫沉醉在一片歡樂幸福的氣氛之中，絲毫沒有覺察到在這種熱情洋溢的背後，一場推翻他本人的密謀活動已在有條不紊地進行。果然，到了10月14日，他就被那些在賀信上簽名的人宣布“因健康狀況惡化”而辭職。間隔還不到半年。
對於赫魯曉夫下台的原因，蘇斯洛夫等人在主席團會議上的發言， 已通過秘密檔案的公開而為外界所知。包括他作風粗暴，隨意羞辱政治局和書記處成員，到處喋喋不休地訓斥、指責和撤換幹部；無視集體領導隨心所欲地蠻幹，說大話、隨便宣布脫離實際的追趕目標；樹立假典型和強迫命令等，還有他在聯合國大會上不顧外交禮儀，脫下皮鞋敲桌子的丟人舉動等，甚至沒有處理好和中國同誌的關係，導致分裂國際共運的論戰，都被提到了。但這些與其說是“原因”不如說是“理由”。因為真正關鍵的原因，被以“對幹部不負責任”這一條輕描淡寫地帶過了。
赫魯曉夫1894年4月17日出生於蘇聯庫爾斯克州一個工人家庭。他來自社會底層，對工農群眾的利益、願望和要求有一種直覺，看問題、想事情都比較能夠從工人和農民的角度出發。他改革的出發點簡單而明確：應當使人民有更好的生活。他強調：“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的教導不能單靠課堂、報紙和政治大會硬灌到人們的腦子裏去；以蘇維埃政權名義所進行的鼓動和宣傳也應該在飯店和食堂裏進行。如果我國人民最終接受我們的製度和拒絕資本主義，他們就必須能用自己的工資買到在社會主義製度下生產出來的優質商品。”
正是這種強烈的平民主義色彩，使赫魯曉夫對於在人民群眾生活還很困難的情況下，一些領導機關和領導幹部享受很多脫離群眾的特權，也是很反感的。他從來不像勃列日涅夫和戈爾巴喬夫那樣，認為享受和擴大領導幹部的特權是天經地義的，他上台後的一個大舉動，就是向黨的領導層的很多特殊待遇發起了主動進攻，包括取消了斯大林時期對高級領導幹部發放的“大紅包”，使有些人的年總收入一下子減少了一大半。他還取消了很多領導幹部使用的免費別墅，把很多專車改為公務用車，明確禁止公車私用等。一共采取了十項有關的改革措施。盡管他的這些措施具有明顯的零打碎敲性質，既觸犯了既得利益階層的利益， 普通黨員和老百姓還認為他做得不到位，使他“兩頭不討好”。
造成赫魯曉夫下台的主要原因，表麵上是主觀武斷和心血來潮造成的國家政治生活和經濟生活的混亂。最根本的是他廢除實際上存在領導職務終身製，重創了蘇共各級領導幹部包括他的追隨者的私利。赫魯曉夫提出的有關幹部任職年限的規定，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是有創建性的。官員的去職和輪換在現代社會早已司空見慣，但對於已把領導職務終身製奉為金科玉律的蘇聯，無異於一場不小的政治地震。
當然，對於赫魯曉夫的這一改革也不能評價過高。他打破終身製、推動幹部流動，一個重要動機是借機把主席團和加盟共和國中央反對自己的人趕下台，換上支持者。誰走誰留，並沒有剛性的標準，主要取決於赫魯曉夫的個人好惡。這同斯大林時代的個人專斷、排除異己沒有本質區別，隻是做法更柔性一些罷了。而且，赫魯曉夫又作了例外規定，為最高領導人長期連任留了後路，實際上也有保留自己的領導職務終身製的意圖。因此，他最終還是並沒有脫出舊體製的窠臼。總的說來，赫魯曉夫在黨自身的改革方麵，起點不高，立意不深，沒有完整的理論作指導。靠這點東西，他是無法製服傳統模式的巨大風車的，相反，他自己倒是成了被這架風車弄得遍體鱗傷的堂吉訶德。
參與政變陰謀的很多人是赫魯曉夫一手提拔起來的親信。赫魯曉夫繼承了斯大林簡單粗暴的作風，對他們長期以來頤指氣使、態度簡單粗暴。正是出於個人利害和爭奪權力的需要，使他們也站到了赫魯曉夫的對立麵。結果不僅赫魯曉夫的改革沒有成功，反而激化了自己和領導層的矛盾，最終被班子內“群哄”趕下了台。（責任編輯/吳文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