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製度變化→刺激金融市場→刺激經濟發展
由新加坡的經驗可以得知，在國家或地區建設模式中，金融業的國際化可帶動國內金融業的發展，進而促進經濟各部門的發展；國際金融業與國內金融業及國內經濟其他部門之發展在此基礎上產生互動效應，最終形成了國際金融中心。
在供給引導途徑中產生的國際金融中心，其具備條件不是在經濟發展和金融體係自然演變過程中產生的，而是一國或地區有意識建設的結果。因此這一國際金融中心的產生模式可稱為“國家或地區建設模式”。最典型的如新加坡、東京等。以新加坡為例，新加坡於1965年獨立，當時國內經濟低迷，失業率高，轉口貿易衰退。依照需求反應理論，顯然不具有國際金融中心的基本條件。為了促進經濟發展，新加坡政府決定利用有利的經濟地理和時區條件，大力發展國際金融業務。1968年開放離岸金融業務，並以低稅收、提供便利等吸引和鼓勵外資銀行在新加坡營業。外資銀行紛紛登陸新加坡經營亞洲美元業務，亞元市場、亞元債券市場形成。另外，金融的國際化帶動國內金融業的發展，資本市場、保險市場、外彙市場得以完善和發展。在20世紀80年代，新加坡已然成為亞洲的主要國際金融中心。在金融業發展的帶動下，新加坡的國民經濟高速增長，在短短20年間達到中等發達國家的水平。
二、重慶國際結算型金融中心模式——國家（地區）建設模式
自然形成的國際金融中心是市場經濟長期自由發展的結果。國家（地區）建設的國際金融中心多產生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新興的工業化國家。這些國家的經濟體製處於轉軌時期，其經濟處在發展的起步階段，金融體係尚未完備。如是任由其在自然發展中形成國際金融中心，其麵臨的困難則非常巨大。現有重慶的經濟條件與曆史環境恰如這類新興的工業化國家，既麵對國際上發達金融機構和市場的威脅，又麵對國內其他地區金融機構的競爭。重慶經濟若要實現跨越式發展，必須依靠金融業促進經濟的發展途徑。由此，選擇國家（地區）建設模式，借政府力量啟動金融業的國際化與市場化進程，是重慶推進結算型國際金融中心建設的最佳途徑。
上述所提及的兩種國際金融中心的形成模式在目標任務、作用發揮、政策取向上各不相同。自然形成的國際金融中心與經濟發展相伴相隨，亦步亦趨，是一種被動性的形成過程。國際金融中心產生之後會對經濟發展起著進一步的促進作用。這種推動力是“反作用”效應的體現，是應需求而形成的。而國家（地區）建設模式開始便著眼於帶動整個國家或地區經濟和金融業的發展，其作用的發揮是積極的、主動的，目標是明確的。在政策的取向上，應需求而產生的國際金融中心經濟的自由程度高和開放程度高，多奉行自由放任的經濟政策；國家或地區建設模式表現出政府對經濟的高度幹預，多奉行的是積極幹預的經濟政策。
現有國際金融中心的兩種模式的動力源亦存在本質區別。前者的動力來自經濟發展所提出的需求，是自然形成的“原動力”，而後者則是政府大力介入市場經濟體係，是人為產生的“推動力”。重慶的現實決定了我們需要以國家或地區建設模式來構建國際金融中心。在國家或地區建設模式中需要解決的核心問題是如何發揮政府的作用。在現有以國家或地區建設模式建立國際金融中心的範例中，均強調以政府主導來啟動和推動國際金融中心的建設。日本和新加坡是采用這一模式建立國際金融中心並取得“相當成功”的典範，為此，重慶應充分借鑒上述國家成功的經驗，結合重慶的現實條件構建國際結算型金融中心。
第三節 重慶如何構建國際結算型金融中心
一、重慶具備構建國際金融中心的條件
一個地區若要成為金融中心，必須有三個基本條件：一是具備實力雄厚的金融資產規模；二是豐富的金融儲備人才；三是健全的法製體係。具體而言，在金融資產規模方麵，金融業要成為支柱產業，占GDP的比重要達到10%以上；貸款餘額與GDP的比例至少是2頤1或3頤1以上；國民經濟證券化率也就是所有上市公司總市值與GDP的比例，要達到1頤1；此外，保險市場、要素市場的市值規模也應達到較高水平。其次，要成為金融中心，還必須集聚大量高端人才，例如注冊金融分析師、會計師、審計師，以及相應的培訓服務應比較完善。第三，金融中心應當擁有良好的政策法製環境，包括法律法規、行政規章、社會誠信體係建立等，有一整套規範而健全、能夠保障金融健康運轉和便利化的遊戲規則。
近年來，重慶金融業發展勢頭強勁，具備打造金融中心的條件。重慶金融業GDP占整個國民經濟總產值的比重，已由2005年不到3%，提高到了現有8%左右。未來將爭取在5年後將這一比例提高到12%以上；重慶金融機構資本回報率長期保持在20%以上，超過全國平均水平；銀行不良資產率下降到1%以內；國民經濟證券化率今年有望達到45%，5年後有望達到100%。
二、國際結算型金融中心發展環境的鑽石模型
國際金融中心的構建與發展離不開所處的環境。其發展環境既指形成國際金融中心的物質基礎，又是國際金融中心發展並提高競爭力的條件和境況。在波特鑽石理論模型的基礎上，構建出重慶建立國際結算型金融中心發展環境鑽石模型，並借以分析環境因素對國際金融中心發展或其競爭力的影響。決定國際結算型金融中心發展的四個環境因素雙向作用，形成鑽石體係。在四大要素之外還存在兩大因素，即政府與交易機會。
1.生產要素
國際金融中心建設所需的生產要素包括地理區位、商務成本、基礎設施和信息技術。地理區位是指國際金融中心具備的地理位置上的優勢。這些優勢包括時區優勢、地點優勢、交通優勢、較低的商務成本等。通信網絡技術的發展對交融交易成本的降低以及金融數據的安全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對國際金融中心的形成有著極強的推動作用，如重慶的“雲計算”戰略的實施對電子商務的跳躍式發展有不可忽視的作用。
2.需求條件
國際金融中心的發展離不開所在地的經濟規模、增長速度和發展潛力。首先，缺乏一定的經濟規模和發展潛力，對金融活動的支撐作用是無法得以實現的。再者，缺乏活躍的經濟市場也無法吸引跨國公司總部、以及大量外國金融機構的入駐。沒有大量金融服務需求的城市自然也不可能成為國際金融中心。由此可知，經濟規模和經濟發展潛力以及國際化程度是國際金融中心產生和發展的重要需求條件。
3.商務成本
重慶的租金和置業成本雖然低於新加坡，但是中國西部地區卻處於上升階段。而航空和市內交通便利顯然無法與新加坡抗衡。可見與新加坡相比，單純的商務租金和置業成本優勢無法彌補交通和環境的不利。為此，大力降低交通和環境方麵的商務成本是政府當前需重點關注的問題。降低商務成本實質上是一項綜合性的工程。不僅需要城府承擔主導作用，而且需要眾多實際部門的努力扶持。另外，在某種程度上，需要既得利益的壟斷機構作出犧牲與配合。
4.人才因素
重慶要建立國際結算型金融中心，所需的金融人才相當匱乏。2012年重慶金融從業人數約為10萬，新加坡現有金融從業人數高達21萬。另外不同類型的金融機構對中層員工的職業素養要求不一，這就要求處於重慶的金融人才培訓機構針對不同金融機構的需求給予個性化的服務。對於目前重慶最為緊缺的金融機構中層管理人才和業務骨幹，從短期來看，需要通過一定的外部引進才得以解決。因此，對於金融人才的引進和培訓，重慶應以海納百川的心態接納來自世界各地的人才，在語言、居住環境等方麵給予各種優惠性的幫助。
5.政府和交易機會
就政府而言，可以為結算型國際金融中心的產業環境創造係列機會，如通過製定合理的政策和法規來強化金融業的集聚力度和集聚效應。在法律製度環境方麵，對於國際結算型金融中心需要的金融監管、稅收製度、政府效率、國際聲譽以及人民幣的國際化等方麵應發揮重要的指導作用。除了避稅型的國際金融中心，如果缺乏人民幣的國際化，無法構建具有真正意義上的國際結算型金融中心。重慶的交易機會來自加工貿易市場需求和電子商務發展的劇增與迅猛。另外，還來自金融市場和彙率的變化以及政府的重大有利決策。建設重慶為國際結算型金融中心，是黨中央從全局出發所作出的重大決策，是具有全局意義的一項重要的發展戰略。重慶應該抓緊人民幣跨境結算的契機，改換金融監管理念，推動金融法律供給機製，加快國際結算型金融中心的步伐，最終促進重慶經濟的迅猛騰飛。
三、重慶國際結算型金融中心的構建
1.國際結算型金融中心的層次
根據重慶目前的設想，國際結算型金融中心的建設由五個層次構成，如下顯示：
第一層通過大量引進市內外金融機構，繼續推行銀行、證券、保險業等業務發展，實現金融機構的數量業務品種到金融資產的快速發展。
第二層推動發展私募股權資金、風險投資公司、擔保公司、租賃公司、小額貸款公司、信托公司、財務公司、汽車金融公司等非銀行金融機構，形成新型的金融機構集群，重點幫助中小企業解決融資難題。
第三層是推進區域性要素市場的發展，建設農村土地交易所、聯合產權交易所、OTC櫃台交易中心、航運交易所、藥物交易所、農產品交易所等區域性要素市場，推動金融要素合理流動，實現資源的優化配置。
第四個層次是發展各類結算中心，例如加工貿易離岸金融結算中心、電子商務國際結算中心、電子票據交易結算中心，以及各種銀行間的業務結算和清算中心等。黃奇帆說，重慶市將力爭在未來3～5年內，實現加工貿易離岸結算額超過2000億美元，電子商務國際結算額超過500億美元，形成各類跨國結算業務集聚的高地。“目前，重慶的加工貿易離岸金融結算額已達1000億美元，電子商務國際結算額已達100億美元。”
第五個層次是要營造良好的法製政策環境和人才環境，包括建設金融聚集區，完善金融業發展政策體係，健全金融監管規章製度，優化優秀金融人才引進培養機製等，改善金融生態環境，為金融業發展提供優質、高效的服務。
2.重慶國際結算型金融中心的構建路徑
據重慶市原金融辦主任羅廣介紹，重慶將按照“四步走”的戰略，加快結算中心的建設。
第一，建設離岸結算中心。吸引諸如惠普這樣的跨國公司在重慶設立結算中心。目前除了惠普之外，新加坡上市公司海皇集團屬下的美皇集團（APL）全球服務中心（含結算）已經由新加坡遷至重慶，我國台灣的Acer（宏碁）、廣達、英業達、富士康、仁寶、偉創等企業此前在落戶重慶時，也曾向當地政府承諾未來將把結算業務遷移到重慶。
第二，吸引電子商務支付提供商入駐。力爭將重慶打造成中國內陸的電子商務結算中心。目前全球最大的電子商務支付提供商美國貝寶公司已經入駐重慶。
第三，依托重慶的要素市場發展結算業務。目前重慶已經有7個要素市場，未來重慶還將建設兩到三個要素市場，這些要素市場也將帶來大量的結算業務。
第四，發展總部經濟，吸引更多的企業在重慶設立結算總部。其實總部概念很大，有行政總部、決策總部，而從金融的角度衡量，總部最重要的意義就是其所帶來的結算業務。因此，重慶在發展總部經濟的時候，不會關注企業的總部在什麼地方，營銷人員在什麼地方，高管在什麼地方，而著重將企業的結算中心吸引到重慶。
四、推進重慶國際結算型金融中心的對策
1.注重“三結合”原則
（1）注重新加坡與重慶的結合。新加坡能為重慶提供基於中華文化背景之下的經驗。新加坡國際結算和國際清算的經驗更容易被理解和接受。重慶在建設結算型國際金融中心的過程中，需要兼顧中國的境內和境外的金融中心建設經驗的吸收。這不僅是經濟學的範疇，更是政治學的範疇。在這樣的背景下，重慶如何與新加坡實現“雙贏”是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
（2）注重“本土國際化和國際本土化”的結合。“本土國際化”是指重慶的金融機構，地理位置所處在中國境內的西部，但在其管理運作方式上需國際化—國際市場、國際結算網絡、國際交易平台。“國際本土化”則是國際金融機構如何融入到重慶市場和經濟活動中。在“本土國際化”戰略思想的指引下，重慶的金融機構在“走出去”的過程中，並不是一味為了國際化而國際化，應該在基於重慶實際情況下，選擇適合自身特征的發展道路。“國際本土化”戰略則針對國外金融機構入駐重慶時，不能一味照搬國外模式，應該根植於重慶本土的實際情況，有選擇地調整市場策略。這兩種戰略的結合對於重慶建設結算型國際金融中心建設至關重要。隻要這兩個方麵的結合作用到結算型國際金融中心的建設，那麼重慶在長江上遊金融中心的功能和作用發揮則更加明顯。
（3）結算服務多樣性和廣泛性相結合。市場化的發展是經濟和社會多樣化的過程。隻要符合中國國情和重慶的實際發展條件，任何方式和任何經驗都可以借鑒並加以吸收。更廣泛更深入地吸收世界各國際金融中心建設的經驗，對重慶而言是一個非常值得學習的過程。
2.推進離岸國際結算體係的物質基礎和技術基礎
離岸國際結算體係需要堅實的物質基礎和技術基礎。物質基礎是建立在傳統商務和以電子商務為依托的國際貿易和經濟實力基礎上的，不光產品需要有極強的優勢地位，而且應在市場中具有價格主導權，同時應符合人民幣的國際化進程。而技術基礎則涵蓋交易平台、通信技術以及相關法律、製度和流程設計等一係列軟硬件實施。
3.建立符合人民幣國際化進程的國際結算體係
結算體係的安排是重慶進行結算型國際金融中心建設的重要內容。人民幣的國際結算必須循序漸進。因此重慶可以充分發揮香港在亞太地區和東南亞的影響力和功能的優勢，將香港與重慶的結算與清算進行對接，建立人民幣和日元、港元、台幣之間的交流機製。在亞太地區，需要建立屬於亞太地區銀行間的清算和結算體係。人民幣的國際化有利於我國在亞太地區建立符合自身利益的國際結算規則。為此，重慶在構建國際結算體係時，應重視人民幣國際化的進程。
五、重慶建設國際結算型金融中心的支撐體係——電子商務
由信息通信技術（ICT）驅動的經濟與社會變革推動了新的商業形態的產生——電子商務。盡管從1843年莫爾斯發明電報技術開始，世界就進入新的信息時代，但是互聯網技術的全球性大規模應用，才真正催生了電子商務這一新型商業形態。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來，由於計算機產業的迅速發展，貿易經濟開始出現信息經濟的特征，電子化貿易在計算機產業發展的輔助下在全球範圍內以驚人的速度進行擴張。進入90年代以後，互聯網絡技術更是突飛猛進地向前發展，將世界經濟推進到了一個電子商務時代。電子商務已然成為影響21世紀經濟發展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電子商務是利用現代信息網絡技術的一種全新的商務運作形式，代表著現代貿易的發展方向。
電子商務有多種定義。
維基百科對電子商務的定義是指在互聯網（Internet）、企業內部網（Intranet）和增值網（VAN，Value Added Network）上以電子交易方式進行交易活動和相關服務活動，是傳統商業活動各環節的電子化、網絡化。電子商務包括電子貨幣互換、供應鏈管理、電子交易市場、網絡營銷、在線事務處理、電子數據交換（EDI）、存貨管理和自動數據收集係統。在此過程中，利用到的信息技術包括：互聯網、外聯網、電子郵件、數據庫、電子目錄和移動電話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