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現代化 走在中華 優秀文化的大道上
回顧與展望
作者：翁淮南 張紀 張少義
１中國政法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 侯鬆濤——
中華優秀文化的積聚是當代中國法治建設的重要基礎
一個國家選擇什麼樣的治理體係，是由這個國家的曆史傳承、文化傳統、經濟社會發展水平決定的。中國傳統優秀文化的積聚，是當代中國法治建設的重要基礎。
大約在商周時期，定期公布刑書就已經形成定製。傳統法治思想比較係統地形成則是在春秋戰國時期。作為青銅文化代表的鼎，在古代被視為立國重器，春秋時曾鑄刑於鼎。春秋戰國時期的法家代表人物非常強調法對於治國理政的意義。商鞅認為：法令者，民之命也，為治之本也。韓非子認為：道私者亂，道法者治。以此為基礎所形成的法治思想體係，是中國優秀文化中傳統法治文化的精華。
近代之後，中國共產黨在局部執政時期即開始進行新民主主義法治建設，先後製定了國家法、人權法、土地法等相關方麵許多法律條例。新中國成立後，《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等法律法規先後製定通過。１９５４年，新中國第一部憲法誕生，中國的法治建設由此開始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黃金時期”。這些法律體現著毛澤東等中共領導人對中國傳統法治文化中法家思想的理解與吸收。
不可否認，從上世紀五十年代後期開始，法治建設經曆了一段曲折時期。這些曲折，在很大程度上是幾百年甚至幾千年中國法治文化傳統弊病的積聚以至全麵爆發，是中國法治建設由傳統走向現代的陣痛。
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中國共產黨一直在著力推進中國的法治建設。從鄧小平時期重新確立發展民主、健全法製的基本方針，到黨的十五大提出將“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作為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再到黨的十八大在提出全麵推進依法治國的基礎上對法治建設作出重大部署，直至今天正在進行的具有實踐操作意義的新思路與新方案的規劃，中國穩步進入法治時代。
在這個具有幾千年文明底蘊的東方大國，從人權入憲到勞教製度的廢止，每一步前進都彰顯著中國共產黨作為執政黨在法治建設方麵的艱辛探索與努力。
２中國社會科學院國家文化安全與意識形態建設研究中心副主任兼秘書長 朱繼東——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深深植根於中華優秀文化
從鴉片戰爭至今，中國人民在不斷地探索、鬥爭中越來越深刻地認識到，解決中國的問題隻能在中國大地上探尋適合自己的道路和辦法，要堅持、發展、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和民主政治，就必須深深植根於中華優秀文化。
中國是一個大國，決不能在根本性問題上出現顛覆性錯誤。正是深刻認識到這一點，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我們要堅持改革開放正確方向。１９１１年辛亥革命後，君主立憲製、複辟帝製、議會製、多黨製、總統製都想過了、試過了，結果都行不通。最後，中國選擇了社會主義道路。事實證明，中國選擇、堅持、發展和完善特色社會主義，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在借鑒世界先進文化基礎上進一步發展的偉大結晶。消除貧富差別、過共同富裕的生活，這是中國人追求的目標。
一個好漢三個幫，一個籬笆三個樁。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製度，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政黨製度，是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和中華民族優秀的傳統文化的指引和感召下，中國共產黨人在血與火的洗禮中與各民主黨派共同作出的選擇。因此，我
們要深刻認識到，執政的中國共產黨與參政的民主黨派之間不是西方多黨製國家的政黨之間的競爭關係，而是長期共存、互相監督、肝膽相照、榮辱與共的團結合作關係。
雖然中國在商周時期就開始追求依法治國，但從來都是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相結合，中國共產黨人也始終堅持中華民族這個優良傳統。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我國古代主張民惟邦本、政得其民，禮法合治、德主刑輔，為政之要莫先於得人、治國先治吏，為政以德、正己修身，居安思危、改易更化等，這些都能給人們以重要啟示。堅持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相結合，既要警惕“法律萬能”，也要防止“道德至上”，真正實現法律和道德相輔相成、相得益彰。
２０００多年前，滕文公請教儒學大師孟子如何治理百姓時，孟子用簡潔的話回答：“民事不可緩也！”而中國共產黨的根本宗旨就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維護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這也啟示我們，必須使我國的政治製度真正成為可以更好地代表全體人民的根本利益，決不能允許西方金錢和政治聯姻這種剛性的製度腐敗在中國出現。
３首都經濟貿易大學教授 丁冰——
中國經濟製度是在５０００年獨特的文化和地理環境中發展起來的
習近平同誌指出，要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方向，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但不是全部作用，同時要更好發揮政府作用。這既是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符合我國現實經濟發展需要的決策，也是弘揚了中華優秀傳統的經濟思想文化。
今天的經濟製度是在中國５０００年獨特的文化和地理環境中發展起來的。就傳統優秀的經濟思想文化而言，繼管仲之後，最典型的莫過於先秦的陶朱公。他姓範名蠡字少伯，先官後商。他先是輔佐越王勾踐成就霸業，繼又任齊相，聚巨資後即退出政界赴陶經商，因商藝嫻熟，財運亨通，擁有家財萬貫，富甲天下，自稱陶朱公。他把當時流行的天象五行之說與農業豐欠循環的現象聯係起來，並用以觀察自己從事的商業領域，遂發現市場價格波動亦有循環的規律，並提出如何適應規律要求的應對之策，以有利於治國平天下之目的。
漢武帝時期，桑弘羊的經濟思想便明顯地表現出來了。桑弘羊提出並積極推行監鐵官營政策，獲利頗豐，滿足了當時極其繁重的財政軍費需要，減輕了稅賦，大得人心。
值得注意的是，範蠡雖然還沒有嚴格規範的市場規律的概念和供求均衡、價格波動等現代術語，但實際已有了樸素的思想意識和準確的表達，特別是已萌生正確處理市場與政府（官府）關係的對策思想。這遠比兩千多年後出現的反對國家幹預經濟，片麵主張全麵市場化、自由化、私有化，而認為政府管的愈少愈好，國有企業愈私有化愈好的新自由主義觀點和舉措，要高明得多。
獨特的農耕文化形成了中國獨特的經濟現象和獨特的經濟思想。如“天人合一”的思想在引導經濟生活，重視發揮中央政府對經濟的作用，重視尊重自然、節儉、節製、誠信等理念。因而我們可以說，四中全會的決定，既弘揚了我國幾千年來優秀的經濟思想文化，也是抵製新自由主義的重要思想武器。
４北京語言大學當代中國研究所所長，柏林洪堡大學訪問學者 鄭承軍——
走中國道路，實現中國夢，必須要有中國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