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第三個問題，即購買外國債券的投資者得到了什麼？對於這一點，他接著寫道：“1924年，西部某個城市有40人每人投資100美元購買了一隻在1954年到期的債券。這些人從這項投資中得到了什麼呢？他們得到了一個承諾，而做出這個承諾的一群人是來自地球另一端的日本。另外，就關於支付債券本金的這個承諾而言，一些許諾者在他們的有生之年竟然不需要兌現承諾，這個承諾將由這些許諾者的子女們來兌現。然而提供這支債券的銀行家和購買此債券的投資者都依靠日本人對其下一代進行征稅，再把債券的本金償還給當前的這些投資者的子女們。
“乍一看，這個想法是非常令人吃驚的，尤其是當時這些人認為世界各國彼此之間都缺乏信任。然而在這份中西部的報紙上，我們今天卻看到了有128隻外國債券在發售。美國人正在抽出購買商品和服務的錢，然後把這些錢的使用權交給遠在地球另一端的那些國家。作為回報，他們僅是得到了一個承諾而已。
“有人可能要問：隻有一個承諾嗎？而可能還會有人這樣想：至少會有個承諾……那些確實需要建設資金而向美國借錢的國家，那些有民族團結感的國家，那些知悉國家信貸的意義和價值的國家，那些借貸並沒有超過其自身償還能力的國家也許能夠償還他們的債務。再次，推薦投資項目的銀行家肩上承擔著重大的責任。銀行家應當避免在追逐利益或追求名聲的誘惑下，推薦一項不被他所看好的投資項目。”
兩年後，這塊“水晶”破裂了。4年的時間裏，美國海外投資蒙受的損失不計其數。
那些華爾街頂尖的銀行及其旗下的債券銷售機構向投資者推薦的最新發行的拉美國家債券中——單單是拉美國家債券中，就有近45隻總額達8億美元的債券處於違約狀態，其他尚未違約的債券命運如何也是前途未卜。
在歐洲，戰債償還及支付賠款普遍中止了，德國私下停止了賠付，奧地利和匈牙利也步其後塵，戰債和私人債務陷入了政治爭議的大泥潭中。
在這種情況下，美國當前或最終的投資價值尚不明朗。紐約證券交易所報出的德國政府債券價格是每份30~60美分，普魯士州的債券價格是25美分，柏林市的債券價格是20美分，而匈牙利的債券價格是15~40美分，歐洲諸多工業企業的債券價格也大同小異。這些就是在隨後五六年裏被以90美分、95美分以及100美分出售給美國投資者的債券。
隨後有許多國際銀行家陸續接受了美國參議院委員會的質詢。這些銀行家都說自己先前很看好這些債券，但都拒絕承擔進一步的責任。他們此前並沒有對債券做出任何擔保，當然也沒有保證這些債券的合法性。他們不用對資金的用途或濫用負責，責任全都在購買者身上。至於美國對海外債券的狂熱，這是那些私人投資者在自作自受。
華爾街第二大國民銀行首席執行官，同時也是代表世界上銷售債券最瘋狂的機構的負責人出現在美國參議院金融委員會麵前，他說道：“我們是商人。我們隻是從事債券行業的商人。”
最大的一家私有國際銀行的一名工作人員對該委員會說道：“我們的職業是商人，僅此而已，和其他所有商人一樣，不管穀物行業、棉花行業還是別的什麼行業。”
華爾街最大的國民銀行（也是債券銷售的大型機構）的行長接受了參議院生產委員會的質詢。當時該委員會就成立全國經濟委員會的問題對銀行家進行了質詢。他詢問了這個行長，銀行家們在信貸崩潰前有沒有去製止美國信貸的濫用。他回答道：“那時處處彌漫著投機的氣息，投機者一心隻想買！從事債券行業的銀行家和經紀人滿足了這種需求……換言之，我認為你不應該讓銀行家們來承擔引發肆虐全國的投機狂潮的責任。我認為他們隻是盡力提供給客戶想要的東西……在我看來，銀行家就像雜貨商一樣，他隻是提供那些顧客們想要的東西。”
還是那位華爾街第二大國民銀行首席執行官，他後來又在華盛頓接受了兩次質詢——麵對同樣的問題，即在外國債券投資中濫用美國的信貸，他說道：“可以這麼講，發生這種事的部分原因是公眾對投資及投機的興趣十分狂熱。此事的發生是由其他國家對資金的需求以及美國民眾對在那些國家進行投資的欲望共同引起的。在這件事中，投資銀行隻是滿足買賣雙方需求的一個工具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