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漢學家如顧理雅、賀愷（Charles O. Hucker）、戴約翰、樂真（Lorraine Creel）等，與董結下深厚的情誼。顧理雅是美國著名漢學家，１９２９年獲得芝加哥大學哲學博士學位，受哈佛燕京學社的資助派遣於１９３１年至１９３５年來華留學，著有《中國之誕生》《孔子與中國之道》，專門研究早期中國文明史。他對中國考古學和中國古文字尤有興趣，曾作為實習生參加過殷墟第九次發掘，一次收工時馬車失控，摔下馬車幸好未受傷。他一向仰慕董作賓的成就，常常向董請教問題。這次董作賓遠赴美國，他做了精心安排，幫董租好了離學校不遠的住房。房子是一幢兩層的小樓，董占用樓上一間，樓下客廳可以會客起居。初來乍到的董作賓有賓至如歸的感覺，在這裏一直生活了兩年，該處亦被稱作為“海外平廬”。還為董在校園安排了一間寬大的辦公室，寫字台、長桌、書架、椅凳等一應俱全，還準備了電爐和行軍床，讓董自己做可口的飯菜和小憩。
賀愷以優異的成績獲得芝加哥大學博士後，去中國台灣和日本繼續深造，在台灣大學仍由董作賓指導，是當時美國青年漢學家佼佼者之一，後曾任密西根大學遠東語文係主任。麥威廉（Willam J.Mc Coy）在董作賓指導下，完成論文《周代金文字體演變的幾個原則》，受到一致好評。顧理雅的夫人樂真女士在芝加哥大學攻讀中文，對甲骨文金文頗有研究，曾綴合甲骨文百餘片。她經常找董作賓請教，使自己的學識得到很大提高。
芝加哥大學東方學院的學生恒安石（Arthur W. Hummel Jr.1920—2001）、雷約翰是攻讀明清史和近現代史的，但對中國古文字和古代史也很感興趣，常常找董作賓請教。董耐心地解答他們的問題，往往舉一反三多方論證，使他們很受教益，認為董是自己最好的老師。恒安石出生在中國，父親恒慕義是一位公理會傳教士，也是一位漢學家，後應聘擔任美國國會圖書館東亞部主任。太平洋戰爭爆發，恒安石與在華北的英美籍人士一同被日軍拘捕，在地方抗日部隊的幫助下成功越獄。二戰結束以後，恒安石回到北平，參加聯合國救濟總署的工作，後來回到美國。他在芝加哥大學獲得中國研究碩士學位後，１９５０年開始在美國國務院工作。１９７１年擔任美國國務卿基辛格的高級顧問。１９８１年裏根當選總統以後，任命恒安石出任美國駐華大使。在恒安石任內中美兩國達成著名的《“八一七”公報》。
除完成芝加哥大學的教學任務外，董作賓還應邀到美國其他大學講學。當時，王方宇、孔德成、李田意、吳訥孫、李抱枕、羅恬庵等都在耶魯大學任教，他們非常仰慕董的學識，常常在學生麵前讚揚董作賓：“董彥堂先生精於甲骨文，若能請他來講甲骨文就好了”，“他不但能寫甲骨文，並且小楷也寫得很好，是美女簪花格。”
後來董作賓來耶魯大學講學，當時由王方宇、羅恬庵陪同，在羅任教的班上講課，李方桂、孔德成、李田意、吳訥孫和李抱枕等也都趕來參加。王方宇作了介紹，董與李方桂是老同事了，開場白就用手撫摸著李的背部說：“甲骨就是烏龜殼。”引得全場大笑，氣氛頓時活躍起來。董作賓在對甲骨文一般介紹後，重點講的是甲骨文中的紀年，引用了大量甲骨文和文獻資料進行論述，最後得出結論“一祀就是一年”。所引用的資料與論述的問題，都是前所未聞的，聽者深感受益匪淺，莫不拍案叫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