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十年輾轉流亡（下） 三、 貧乏又豐富的生活
１９４２年以後，住在李莊的“下江人”生活水平每況愈下，人們與貧困、疾病及惡劣的環境艱難地搏鬥著，度日如年。在昆明時，陳寅恪就有“淮南米價驚心問，中統錢鈔入手空”的詩句。到了１９４３年，由於生活指數的下降，原來教授、研究人員每月三百五十元的薪水，隻相當於十三點六元，難以維持最低的生活。許多大學教授為生活所迫，隻好利用自己的特長換錢。聞一多刻字賣錢，梁思成、林徽因夫婦為當地有錢人設計房屋，以解燃眉之急，成為一時士人自謔的話題。董作賓子女多，生活極為窘迫，有人找到他買字，無奈中他也隻好拿出。
為了應對一日三漲的物價，中央研究院一度停發紙鈔而直接發放食米，１９４３年３月，中央研究院的每一個職員都接到一張文書室的表函：“頃接總辦事處函，關於教職員及工役食米，擬依據需要發給實物，前規定表式，即頃盡速填寄處。”史語所研究人員怎麼也不會想得到，他們這幫研究曆史的人竟又會回到幾千年前以物易物的原始階段。當地環境衛生條件也很差，當年堅持在李莊的石璋如曾回憶道：夏天的山上除了蛇多，蚊子也很厲害。吃完晚飯後屋子還很熱，大家就在戲樓院的外頭扇扇子聊天，可是外頭蚊子很多，不勝其擾。本地人就燒艾草，用燒出來的煙驅趕蚊子，我們也依樣畫葫蘆。於是在炎熱的夏夜，我們一邊冒著熱氣、烤火聞煙，一邊扇扇子乘涼，如果不聞那些煙，就會被蚊子叮咬。飲水得靠水井，水源是從田裏滲流入的地下水，所以才水質渾濁，打水上來後一定得丟明礬淨水，然後廚房、浴室才能用水。繁重的工作，拮據的生活，艱苦的環境，使史語所的不少人都患上疾病。早在昆明龍頭村的時候，董作賓就得了一場傷寒，到李莊後雖然已康複，但一直都很瘦弱，支撐著身子堅持所裏的工作和學術研究。所裏研究人員和家屬患病的更多，一次，董作賓給在重慶的傅斯年急電：“（汪）和宗夫人產一女，夏作民（夏鼐）先生病，陳文水君之小孩已夭折。”１９４５年４月到７月，董連續給傅斯年發函：“此間近有腦膜炎發現，人人自危，未知在渝能否買到腦膜炎特效藥否？盼最近能托人帶來大量。”“奎寧丸已告罄，瘧疾仍多，故甚盼藥早來。”就連身體一向很好的石璋如也患上了高血壓，而所長傅斯年則是高血壓老病號了。特別是梁思永的病，更令人揪心。
１９３２年在殷墟發掘時梁思永遭受風寒病倒，開始隻是一般的感冒，並未在意，仍堅持在工地，因未得到及時的治療控製，後發展成嚴重的急性肋膜炎。轉北京住院治療時胸肋部已大量化膿積水，貽誤了最佳治療時間，後雖漸漸好轉也留下無窮隱患。到李莊後他舊病複發，因治療生活等條件很差，遂轉成肺病，幾次告急危及生命。梁思成在給妹妹梁思莊信中談道：二哥到此之後，原來還算不錯，但今年二月間，亦大感冒，氣管炎許久不好，突然轉為肺病，來勢異常凶猛，據醫生說是所謂的奔馬癆（一種肺病），好幾次醫生告訴病情危急，尤其是舊曆端陽那天，醫生說隨時可發生意外。形勢異常危急，把我駭得手足無措。更有研究人員的家屬中，一些人被貧病奪去了生命，傅斯年的母親、勞榦的母親，都是在這一時期故去的。當地人回憶勞榦的媽媽從外地投奔兒子，來李莊板栗坳時還看不出有多老，到李莊沒幾年就死了，是死於水腫。李濟兩個女兒的相繼夭折，更令人唏噓。１９４０年夏，就在史語所遷李莊前夕，李濟年僅十二歲的二女兒鶴徵死於急性胰腺炎。當全家還沉浸在巨大的傷痛中，１９４２年春，十七歲的大女兒鳳徵又不幸身染傷寒，一病不起。臨終前拉著爸爸的手說：“爸爸，我要活下去，我要考同濟大學，永遠不離開你們……”李濟夫婦悲痛欲絕，一時間身心憔悴，萬念俱灰。傅斯年、董作賓等同仁多方安慰，才緩解了些許痛苦。至今已耄耋之年的李光謨，當回憶起他的兩個姐姐時仍悲慟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