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十年輾轉流亡（下） 二、 與郭沫若的友情和摩擦
１９２７年大革命失敗以後，郭沫若因反對蔣介石受通緝，被迫東渡日本蟄居千葉縣市川市，“把無處發泄的精力”，用在以曆史唯物史觀研究中國古代社會。他深知研究古代史采用新資料和第一手資料的重要，開始收集商周青銅器銘文和甲骨文。在日本郭沫若遍尋了“文求堂”、東京帝國大學考古學教室、上野博物館、東洋文庫等單位和中村不折、中島蠔山、田中子祥等個人所藏甲骨文，但仍感到材料的匱乏，就向國內友人寫信求助，於省吾、容庚、孫海波等甲骨學家都曾給他寄過資料。１９２９年，當他得知安陽殷墟發掘的消息，馬上向容庚寫信詢問情況：“李濟安陽發掘是否即在小屯，發掘之結果如何？可有簡單之報告書彙否？仆聞此消息恨不能返國門也。”當得到肯定答複並了解了一些發掘情況後，他對殷墟發掘給予極高的評價：“靠著殷墟的發現，我們得到一大批研究殷代的第一手資料，是我們現代考古的最幸福的一件事。就這一發現，中國古代的真麵目才強半表露了出來。”
後來，郭沫若又輾轉看到董作賓的《大龜四版考釋》，更為驚歎，對以“貞人”區分時代的見解十分讚同：“‘某日卜某貞某事’之例所在皆是，曩於卜貞之間一字未明其意，近時董氏彥堂解為貞人之名，遂頓若鑿破鴻蒙。”他深感與董作賓建立直接聯係的必要，遂向中央研究院史語所寫信，陳述了對董的敬佩之意，並希望能見到有關資料。事關史語所，董作賓就和李濟、傅斯年商量，李、傅都表示尊重董的意見。董仰慕郭的學識，不避他正受通緝之嫌立即複信，不僅提供了大龜四版和新獲卜辭拓本等甲骨文材料，還將自己的《甲骨文斷代研究例》三校稿寄去日本。
郭沫若在研究中也發現，殷商二百七十三年的甲骨文有早晚之別，應分別列於盤庚以後八代十二王之下。他這就萌發了對甲骨文分期斷代的想法，準備在《卜辭通纂》中以分期理論整理甲骨文，並在書後附以卜辭斷代表。郭看到董作賓的《甲骨文斷代研究例》，異常欣喜，遂取消自己原在《卜辭通纂》後附卜辭斷代表的設想，並在《卜辭通纂·後記》中對《甲骨文斷代研究例》予以很高評價，指出：本書錄就，已先後付印，承董氏彥堂以所作《甲骨文斷代研究例》三校稿本相示，已反複誦讀數遍；既感紉其高誼，複驚佩其卓識，如是之係統之綜合研究，實自甲骨文出土以來所未有。文分十項，如前序中所言，其全體幾為創見之充滿；而使餘尤私自慶幸者，在所見多相暗合，亦有餘期其然而苦無實證者，已由董氏由坑位、貞人等證實之，餘讀此文之快味，固有在尋常欣賞以上也。後來，郭沫若又進一步指出：“繼王國維之後，在這一方麵貢獻最多的要算董作賓……由於董氏的研究，我們可以知道每一卜辭或每一片甲骨屬於哪一王朝的絕對年代了。這樣，更增加了卜辭的史料價值。”
然而，令人遺憾的是，郭沫若在欣喜讚歎之餘，卻未經董作賓同意，將大龜四版和新獲卜辭二十二片作為《別錄之一》收入其《卜辭通纂》中。１９３３年是書在日本用珂羅版精印出版，頗引起學術界重視。董作賓在給郭沫若寄材料時，信中已明確說明這些東西尚未發表，僅供參考，郭沫若的做法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侵犯了董作賓的“首發權”。傅斯年看到《卜辭通纂》後十分氣惱，連連說不應當！不應當！並直呼“×××，他憑什麼！”並聲稱要訴諸法律。李濟也很生氣，也說不應當，但勸阻了傅斯年訴諸法律的做法，隻是多年後在重慶見到郭沫若時，在非正式場合對他說：“你這樣做是不對的。”也許是惺惺惜惺惺，同是甲骨卜辭的癡迷者，也許是性情的敦篤厚道，尚或兩者皆然，董作賓搖搖頭歎息了幾聲但沒說什麼，隻是同意了傅斯年“嚴禁資料早泄”的家法。
１９３７年抗日戰爭爆發後，郭沫若別婦棄子隻身由日本返回祖國參加抗戰，在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第三廳任廳長，後任文化工作委員會主任。１９４２年是我國抗戰最艱苦的日子，由於香港被占，董作賓的《殷墟文字甲編》再次毀於戰火，董一直心情不好。４月，在重慶的中央研究院召開院務會議，病中的傅斯年特地安排董作賓代替自己出席，以便出外散散心，並辦理史語所書刊印刷事宜，順便也替所裏的合作社進些貨物。董作賓到重慶專程拜訪了郭沫若，兩人神交多年始得會麵。郭沫若欣喜異常，兩人促膝暢談、敘新話舊、交流學術。郭設宴款待，端起酒杯敬酒，對當年給予的幫助表示感謝。董作賓想說點什麼，話到嘴邊卻未張口，端起水杯說：那好吧，我不會喝酒就以茶代酒，望今後多聯係。郭沫若興致未減，當即潑墨揮毫賦詩相贈：卜辭屢載征屍方，帝乙帝辛費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