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蟕千牛推索遍，獨君功力邁觀堂。屍方是商代的一個方國，這裏泛指商代周邊方國部族。帝乙帝辛即殷紂王父子，蟕就是龜這裏是指甲骨文。郭讚譽董作賓超過了觀堂王國維，給以極高的評價。董連連謙讓說，不敢當，不敢當；郭笑著說，當之無愧，當之無愧。
董作賓返回駐地後久久不能平靜，後來作《跋鼎堂贈絕句》，盛讚了兩人之間的友誼，對郭沫若也給予很高的評價，並表達了立誌學術事業的決心：昔疑古玄同創為“甲骨四堂之說”，立廠（唐蘭）和之，有“雪堂導夫先路，觀堂繼以考古，彥堂區其時代，鼎堂發其辭例”之目，著在篇章，膾炙學人。今者，觀堂墓木盈拱，雪堂老死偽滿，惟彥堂與鼎堂，猶崛然並存於人世，以掙紮度此偉大之時代。三十一年春，訪沫若於渝，十年神交，握手言歡。彼方屏置古學，主盟文壇，從事抗建之役，餘則抱殘守缺，絕學自珍。一生事業，其將以枯龜朽骨之鑽研而為餘之止境呼？興念及此，擱筆太息！錢玄同常效古法將號綴於名字之前，稱為疑古玄同。他首先將董作賓、郭沫若與羅振玉、王國維並列，讚揚他們在甲骨文研究中的成就。
以後兩人經常互贈書刊資料，交流自己的研究成果，保持書信往來。時董作賓正在編著《殷曆譜》，需要大量的資料，安陽淪陷期間日偽漢奸和當地土匪劣頑在殷墟大肆盜掘，出土不少青銅器和甲骨文，其中有著名的“邲其三卣”，三器均有較長的銘文，內容十分重要。郭沫若得到三器銘文後初作考證便交給馬衡轉給董作賓。董在郭沫若、馬衡考證的基礎上，斷定邲其三卣為帝辛時代器物，從而補證了帝辛祀譜。董作賓很高興，在《殷曆譜·後記》中說：“叔平、鼎堂兩先生皆精於鑒定，此三器形製及出土地雖不詳，而其必為真實史料則無足疑。餘以之對證祀譜，知當屬帝辛之世。”
１９４５年，董作賓的《殷曆譜》出版，傅斯年寫的序中提到並肯定郭沫若的甲骨學成就：“自孫詒讓君始釋甲骨文字以來，其為撫斷碑、識奇字之功夫者，無慮數十家……若大綜合研究，上下貫穿，旁通而適合，則明明有四階段可尋。其一為王國維君之考訂殷先公先王，與其《殷墟文字考釋》之一書。其次即彥堂之斷代研究，以識史官署名而通此絕妙之義。其次為郭沫若君《卜辭通纂》。”此書僅印了二百冊，送給郭沫若一冊，郭十分高興。
抗戰勝利後，郭沫若到南京出席一個國民政府召開的文化會議，借此機會拜訪了史語所。史語所此時正在修繕，隻有傅斯年、李濟和少數幾個接收人員，多數還在四川未歸。傅斯年正打著赤膊搖著蒲葵扇從屋裏出來，李濟穿著一件變成灰色的白衛生衣，“背上和肘拐上有好幾個窟窿”。郭參觀了所裏的部分文物，並托傅斯年、李濟問候董作賓。郭沫若對傅斯年、李濟留下很好印象，回憶說：“這不拘形跡的姿態我很喜歡……不知怎的，我就好像遇見了親人一樣。我接觸了我們中國光榮的一麵，比起那些穿卡幾服，拴玻璃帶的黨國要人確實是更發亮一些。”
１９４７年，董作賓在美國芝加哥大學寫《殷墟文字甲編》後記，對郭沫若自我糾正錯誤觀點的做法十分讚賞：“郭沫若氏自己批評他的《古代社會研究》說：‘其中有好些未成熟的甚至錯誤的判斷，一直到現在還留下深刻的影響……因此關於古代的麵貌，引起了許多新的混亂。’這自然不單指甲骨文字的部分，過去我們研究卜辭的結果，也難免不是如此的……治學以求真理為以歸，像郭氏那樣勇於認錯，是佷可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