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十年輾轉流亡（下） 一、 學術研究和學術交流
中央研究院史語所無論在任何條件下，同仁的研究工作從未間斷。第一組為曆史組，所長傅斯年兼任主任，盡管他經常在外，但隻要回來就忙著督促指導各方麵工作，審核論文，編印集刊，或從事自己的明史研究。陳槃則專心致誌地研究“春秋左傳”。第二組是語言組，主任趙元任後來去了美國，也沒有影響大家的工作，一部分人員到貴州調查地方語言，到雲南調查少數民族語言；一部分在室內工作，研究訓詁和古音，一進入他們的駐地，就可以聽到留聲機上放出的南腔北調。第四組研究人類學，吳定良研究員剛剛從貴州測量了許多男女苗民，回到所裏馬上又去摩挲那三千多年的“老友”殷人的骷髏。淩純聲博士卻忙著整理他從川康調查的民族材料。
第三組考古組，李濟忙於辦理中央博物院事務，抽時間整理研究一下小屯的陶器、青銅器，這是他和董作賓約定了的，不能丟下。梁思永來到板栗坳後，繼續整理《安陽殷墟侯家莊殷陵發掘報告》，他日以繼夜去工作，以致積勞成疾。
１９４１年史語所與中央博物院籌備處和中國營造學社組成“川康古跡考察團”，吳金鼎、高去尋、李濟、夏鼐參加，開展四川和西藏邊界的考古工作。彭山等地的崖墓的發掘收獲頗為豐富，其中砦子山崖墓中發現了少見的秘戲圖。１９４２年史語所與中央博物院籌備處、中國地理研究所和重慶中華教育基金會聯合組成的“西北史地考察團”，石璋如和勞榦參加，遠赴西北進行考古調查。１９４３年史語所與中央博物院籌備處、中國營造學社和四川國立博物館合組“琴台整理工作團”，吳金鼎任團長，發掘了成都前蜀王建墓。這是在抗戰時期艱苦困難的條件下所進行的一次大規模的考古發掘，也是國內首次發掘的帝王陵墓。１９４４年史語所與上述有關部門合組“西北科學考察團”，夏鼐、向達、閻文儒等參加，再次遠赴西北。這些活動董作賓雖然沒有參加，但他作為史語所的負責人，在組織領導、行政管理方麵做了大量工作。
董作賓繼續整理甲骨文，同時以更多的精力傾注於《殷曆譜》的編撰。初來李莊時他仍然像當年在山東等地發掘時一樣，對周邊的文物遺跡進行調查研究。在宜賓的北部長江北岸有一座白塔，當地人說那裏是一座古城，常有陶片、磚頭出現，董作賓就和石璋如前去調查。白塔是磚製的，與常見的普通塔無異，頂上刻有“紹熙二年”的字樣。紹熙是南宋光宗趙惇的年號，此塔顯然最遲是南宋時代的，雖不甚古老但也不算短了。紹熙二年（１１９１），四川發生了曆史上罕見的大水，涪江、嘉陵江、岷江三江河水暴溢，毀壞田廬無數，溺死者甚眾。此塔修建於長江邊上，是否與這次洪水有關尚待研究。所撿到的陶片是屬於近代的，這就否定了古城的傳說。
抗戰以來安定的學術研究環境被打破，學術交流受到很大的影響。遷居李莊後，有了一個暫時相對穩定的環境，學術交流開始進行。
董作賓主持史語所工作後，一方麵恢複了所內的“國民月會”，也就是所內的學術演講討論會，每月一次，研究人員輪流主講。像董作賓的《殷曆譜》中有關問題，梁思永侯家莊殷王陵大墓的發掘問題，石璋如的西北考古調查等，都在講論會上交流過。另一方麵積極地接待來訪學者，抗戰期間學者來李莊訪問雖然不是很多，但陸陸續續也未間斷，研究院建院十三周年展覽會就有不少學界名流來訪。以後專程或有其他事情順道來訪的學者也有不少，其中重要的客人有徐旭生、梅貽琦、李約瑟等。
１９４１年３月，徐旭生由重慶來到在李莊剛剛安頓下來的史語所，這是董作賓和史語所入川後接待的第一位貴賓。當年經張中孚介紹董作賓初識徐旭生時，徐正任北京大學教授兼教務長。３０年代後徐到北平研究院考古研究所任所長，一直在陝西長安、興平、鳳翔、寶雞一帶從事周遺址的調查和發掘，並與當地文化人士合組“陝西考古會”，促進了西北地區考古工作的開展。抗戰爆發後北平研究院考古所遷往昆明，這次他從重慶來李莊，打算沿路步行考察，取道昭通、會澤返回在昆明的北平研究院曆史所。與恩師的異地重逢，董作賓分外高興，他讓妻子張羅了老家南陽風味的酒菜，安排恩師住在自己的書房。他特別佩服老師的治學精神，叮囑徐老注意身體，兩人徹夜長談。
在史語所的“國民月會”上，徐旭生發表了“中國古史的傳說時代”的演講，介紹了他在這方麵的研究成果。每一個民族都有自己上古曆史的優美神話傳說，其中蘊含著十分重要的史料，古代希臘的荷馬史詩就是其中最有名的之一。但神話傳說中的誇飾成分在所難免，有些甚至是無稽之談。以考古學資料和曆史文獻資料對這些傳說進行鑒定，重新構建中國上古史是中國近代曆史學家的責任，也是其區別中國傳統金石學家考據學家的標誌。徐旭生就是做的這方麵工作，１９４３年中國文化服務社出版了他的《中國古史的傳說時代》。
徐旭生的講演引起史語所同仁們的莫大興趣和熱烈討論，像他提出的夏都可能在晉南和豫西一帶的觀點，董作賓和史語所中的一些研究人員也都有相似的看法，當然也有不同意見。會後座談，徐盛讚史語所對安陽殷墟發掘的重大收獲與殷代文化研究的豐碩成果，並表示北平研究院將來返回北平後，要繼續開展陝西周代遺址的發掘與研究周代文化。還提出在此基礎上，將對夏代文化予以探索。他堅持認為夏代文化的中心應當有兩處：一個是晉南，一個是河洛，也承認自己的觀點目前尚沒有地下考古資料的確切證明。他也很讚成董作賓在《周公測景台調查報告》中所指出的告成當為商以前的重要城邑遺址的說法，但是“殘陶破瓦”尚缺乏有力的證明，還需要進一步發掘和研究。
徐旭生先生是一位說話算數、實事求是的人。十八年後即１９５９年，年逾古稀的徐老以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的身份在豫西登封、禹縣、鞏縣、偃師等地從事夏墟調查，他在告成西邊的五渡河之西、八方村之東、潁水之北，發現了一個範圍相當大的遺址，命名為告成遺址，寫成《１９５９年夏豫西調查“夏墟”的初步報告》，引起學術界的濃厚興趣和高度重視，為我國夏文化的探索揭開新的一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