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４１年６月底，西南聯合大學校長、著名教育家梅貽琦和鄭天挺、中文係主任羅常培一行來到李莊。梅貽琦一行是在視察過西南聯大敘永分校後來李莊的，主要目的有兩個，一是參加北大文科研究所幾個研究生的論文答辯，一是探望一下在李莊的朋友。梅是教育界德高望重的老前輩，中央研究院、營造學社和同濟大學等流亡李莊的幾個單位，都有他的門生故舊。在這個艱難時期，故交來訪，令人感到莫大的安慰欣喜。
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是培養文史哲等學科研究人才的學術機構，１９１８年初創時稱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後改稱北京大學研究院文史部，１９３４年始稱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抗戰初期所長胡適出任駐美大使，就由傅斯年代理所長，由鄭天挺任副所長。為了保證研究生在西南流亡期間能堅持學習，傅斯年就將他們安排在史語所，利用史語所的圖書資料，在史語所的研究人員指導下讀書學習做論文。在昆明住在史語所租用的靛花巷３號房子，在李莊都上了板栗坳，門前還掛了一塊“北大文科研究所辦事處”的牌子。到李莊的研究生有馬學良、劉念和、任繼愈、楊誌久、張政烺、李孝定、逯欽立、閻文儒、鄧廣銘和傅斯年的侄子傅樂煥等人。根據不同的專業由史語所曆史組、語言組和考古組的研究人員分別指導，董作賓負責指導學習古文字的李孝定。年輕人在一起愛開玩笑，曾製作了這樣一副對聯：“傅所長是正所長，鄭所長是副所長。”傅樂煥、鄧廣銘、張政烺三人友善常在一起但性格迥異：傅樂煥不苟言笑，鄧廣銘（恭三）有點恃才傲物，張政烺不懂政治，大家就說：“樂煥不樂，恭三不恭，政良（將烺故意讀成良）不懂政治。”
董作賓、梁思永、李濟、李方桂等熱情接待梅貽琦一行，陪同視察了史語所各處辦公室，也就是研究生學習的地方，還視察了研究生的宿舍。董作賓設宴款待貴賓，梅貽琦很豪爽，將一杯杯敬酒一飲而盡。梅在日記中記述：“晚飯為董家備辦，同座有淩純聲、芮逸夫等。飯後因飲酒稍多，更覺悶熱，汗出如漿，燈下稍坐即先歸房睡下。李（方桂）太太給萬金油令塗額上，蓋餘顯有醉態矣。”席間有人說：“國家已貧窮到如此地步，還讓我們這些研究文史的人有碗飯吃。其實我們這套學問，晚過幾十年再研究又有什麼不可以。”梅貽琦說：“你說得有道理，但也沒有道理。學問這種東西，不能以世俗的有用和無用論，隻要一步落後了，是很難趕上去的。因而，在困難的情況下我們應該在學問上努力做出成績來。”這和其“大學——大師”一樣，又是一句至理名言。
在條件簡陋的栗峰山莊，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研究生論文答辯會如期進行。雖然原來指定的導師不少都天各一方，不能來參加答辯會，但史語所強大的學術陣容也讓人歎為觀止，一般的高等學府是無法比擬的。由於在艱難的環境中堅持刻苦的學習，又有史語所研究人員認真的輔導，研究生都理論基礎紮實，具有一定的實踐能力，答辯會進行得很順利。這令梅貽琦、董作賓等都感到十分欣慰，當然研究生們也更為高興。這批研究生也不負眾望，後來也都成為著名學者，如李孝定畢業後留史語所，長期任史語所研究員兼台灣大學教授。在董作賓指導下研究整理甲骨文，完成碩士論文《甲骨文字集釋》，幾經修訂於１９６５年由史語所出版，成為甲骨學史上不朽名著。張政烺後留史語所任助理研究員、副研究員，抗日戰爭後期曾兼任戰區文物保存委員會委員。１９４６年以後被聘為北京大學教授、中國社會科學院曆史研究所研究員，在中國古代史、考古學、古文字學、古器物學、版本目錄學、通俗小說等諸多學術領域都進行了具有開拓性的研究，解決了許多疑難問題，被稱為社科院的“活字典”。
在董作賓的陪同下，梅貽琦等還訪問了研究院社會所、同濟大學、營造學社，會見了陶孟和、周均時和梁思成夫婦。梅就任清華大學校長時，梁啟超辭任清華研究院導師且不久離世，思成、思永兄弟一向將梅貽琦看做父輩。梁思成的妻子林徽因正病臥在床，為了禮貌讓人用行軍床抬到門外，掙紮著抬起身子與客人說話。林徽因出身於江南官宦世家，才貌雙全，畢業於美國賓州大學和耶魯大學，被胡適稱為天下第一才女，當年曾被才華橫溢的詩人徐誌摩熱戀追求過。長期的輾轉遷徙，緊張繁重的工作，拮據艱難的生活損壞了林徽因的健康，使她肺病複發，又得不到有效的治療和休養，隻能煎熬著。望著麵容憔悴、羸弱不堪的林徽因，人們心中陣陣隱痛。董作賓回家後，叮囑熊海平常去探望一下林徽因，雖不是親朋故友，但也是患難之交。
１９４３年６月初，英國劍橋大學教授、著名科技史專家李約瑟在遷往樂山的武漢大學教授石聲漢的陪同下，與助手黃宗興及秘書等人，搭乘一條鹽船沿岷江漂流而下，到達李莊鎮。
１９４２年秋，英國政府在“二戰”最為重要的轉折時刻，為履行盟國的職責，聲援東方抗擊法西斯的主要力量，決定派遣一批著名科學家與學者赴中國考察訪問並給予人道主義援助。作為英國皇家學會會員、英國學術院院士，初通中文並對東方文明懷有濃厚興趣的劍橋大學教授李約瑟有幸被選中，他與牛津大學的希臘文教授E.R.多茲組成英國文化科學使團，代表英國學術院和皇家學會前往中國。他們從印度加爾各答經中國與外界相連的唯一通道——著名的“駝峰”航線，飛越喜馬拉雅山進入雲南昆明，開始了長達四年的在華活動。
在昆明期間李約瑟訪問了西南聯合大學與中央研究院在昆明的天文、化學和工程研究所，並為這幾家機構輸送了部分圖書、儀器等緊缺物品。在重慶成立了中英科學合作館，李約瑟出任館長，辦公地點設在英國駐華使館內。李約瑟最感興趣的是中國古代科技成就、科學思想及其在人類文化史上的價值，擬寫一部專著《中國的科學和文化》（即後來著名的《中國科學技術史》）。此舉受到了中國政界學界各方麵要人如陳立夫、朱家驊、翁文灝、胡適、石聲漢等的大力支持。李約瑟決定首先到各研究機構和學校考察訪問收集整理相關資料，於是，在１９４３年的夏季，開始了中國西南之旅。在完成了對四川成都、樂山一線幾所大學與科研機構的考察訪問後，來到李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