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４１年年初，史語所所長兼中研院總幹事的傅斯年由重慶匆匆趕來李莊，這是他的大本營遷蜀後的首次到來，需要處理一些有關事宜，特別是分配房子。板栗坳原來的房子都很破舊，如果入住必須修理。像後來成為董作賓研究室的戲院樓，很類似昆明的龍頭書屋，房子門窗都是敞著的，得加上木板木條，釘成窗戶隔間才能辦公。先一年確定搬遷這裏後不久，即已開始修理，人員臨時分散住下。
分房子的原則自然是“論資排輩”，由於要爬五百多台階才到達山頂大院，李濟家有老父、梁思永身體不好都不想上山，就在山下鎮內另找房子。董作賓自幼吃慣了苦，不怕爬山，樂於和所裏的年輕人在一起，就住在牌坊頭後麵的小跨院，又稱南跨院；淩純聲家、吳定良家也都住在這附近。牌坊頭是主院，會議室和貴賓室在前院大廳，這裏還有子弟小學、小賣部、職工食堂。
桂花坳和柴門口是家屬區，帶眷屬的都安排在這裏。桂花坳旁邊種滿桂花，房子也很大，楊時逢帶有用人很氣派，分到一個大房子。柴門口是比較寬大一些的長方形四合院，主房五大間由隔扇隔開，勞榦家住左邊，潘愨家住右邊，中間空著兩家可以合用。逯欽立、岑鍾勉、黃彰劍、何茲全、董同龢、郭寶鈞、李連春、芮逸夫等家分別住在這兩個地方。
單身人員可以住辦公室，也代為看守。考古組的辦公室在戲樓院，石璋如、高去尋、杜正雄等都住在那裏。田邊上由於緊鄰著農田而得名，原來是種田雇工住的和存放農具雜物的地方，房子很多，曆史組、語言組和人類組都設在這裏，圖書館、事務室、會計室和所長辦公室也設在這裏。
董作賓的研究室設在戲樓院戲台上，雖然簡陋但還寬敞。支起一塊大門板當桌子，一人一邊與學生李孝定合用。牌栗峰山莊戲樓院內董作賓的工作室
坊頭是板栗坳的中心，在高處，每天董作賓都要下來到戲樓院研究室去。牌坊頭南跨院原來是主人家堆放柴草和雜物的地方，既陰暗又潮濕，維修的時候開了窗戶，經董作賓和熊海平精心打掃布置，窗明幾淨，成為不亞於北海蠶室西廂的典雅書房。又將傅斯年在昆明龍頭村“平廬”的題字懸掛起來，號之曰“栗峰平廬”，有時也作接待賓客使用，董作賓在北大時的恩師徐旭生教授，他的學生“藏客”李霖燦等都曾在“栗峰平廬”下榻。
從此，四川省南溪縣李莊鎮聲名遠播，揭開其曆史上不平凡的一頁，許多文人學者在這裏度過了最慘淡的也是最輝煌的日子。“中國李莊”和“中國小屯”的名字一樣，成為世界近現代學術史上一道靚麗的風景線，大洋彼岸的書信，隻要寫上“中國李莊”就會投遞無誤。正如李濟所說：“在第二次世界大戰間四年多的時間裏，李莊曾是一個重要的學術中心。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上海同濟大學、國立中央博物院、中國營造學社也都在此找到了避難所。中外聞名的學者，像英國的生物化學家李約瑟和邏輯學教授金嶽霖，都到李莊訪問過。有些學者經常到這裏來。盡管戰火燒遍了中國大地，但李莊是中國學者可以相聚磋商學術的少數幾個地方之一。例如李約瑟就曾在李莊作過講演，談論科學在中國為什麼沒有像在歐洲發展那麼快的曆史原因。”
董作賓和中央研究院的同仁總算有了一個安定的環境，從１９４０年冬到１９４６年冬，在中華民族災難深重的時代，他們在板栗坳的山峰上度過了整整六個春秋。艱難困苦的環境，枯燥無味的生活，也使一些人下山而去，但更多的人堅持了下來。在條件簡陋的農舍裏，在搖曳昏暗的煤油燈下，《唐代政治史述論稿》（陳寅恪）《殷曆譜》（董作賓）《湖北方言調查報告》（趙元任）《居延漢簡考釋》（勞榦）、《麽些象形文字典》（李霖燦）《中國建築史》（梁思成）……一部部不朽的學術著作在這裏誕生。在這裏也看到了中華民族的脊梁，也看到了中華民族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