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作賓待人誠懇和氣，對考古組雇用的民工和當地群眾從不擺架子，還關心他們的工作生活。秋季發掘時間長，往被盜掘販賣的“高射炮”——殷墟出土的奇形盉
往推遲到冬天，中午吃飯時就讓買點酒，說讓大家暖和暖和，自己卻滴酒不沾。有一次一位叫劉璉的工人扛了半塊隋代的墓誌找到董作賓，說要送給公家，董留他吃了飯，他是有名的大飯量，一頓吃了四斤饅頭一大盆菜。飯後董作賓說你吃飽了，扛走你的東西吧，公家不要。劉璉很感激，他原來是盜掘古物的頭子，他自己說自從當了研究院發掘團的工人後，就再也沒有盜掘過。因此董作賓深得大家的信任，大家肯接近他，有話給他講。正當在小屯北地熱火朝天工作的時候，民工侯書國悄悄告訴給董作賓一個消息，洹北侯家莊有人在本村南地挖出了不少的甲骨，正在找好價錢出售。
原來在研究院史語所對殷墟開始發掘之後，當地盜掘之風有所收斂，但一些素有盜墓傳統的不法分子不甘財路斷絕。他們有工具有技術有經驗，長期在殷墟一帶活動，了解“寶物”在地下分部的大致情況，用“洛陽鏟”取土，隻要一看土色就會知道下麵有沒有東西。因此，就偷偷摸摸地繼續進行盜掘，他們一旦挖到“寶物”，就會很快通過文物販子出手，致使不少珍貴的文物或是不知所終，或是流失海外。
到過日本東京根津藝術博物館參觀的人都會對三個高七十二厘米左右、造型極為奇特精美的青銅盉留下深刻的印象。盡管日本人水野清一在其編著的《根津藝術博物館藏品圖錄第六卷·中國青銅器》中沒有提到它，但許多人都認出這是在安陽殷墟出土的青銅器。而在安陽，當時則廣泛流傳著這樣的一個故事：１９３３年，盜墓賊在侯家莊挖出了大批“寶物”，有青銅器、瓷器等，其中最為重要的是三個青銅家夥“高射炮”，由於它的個頭挺大，管狀嘴（流）高高上翹，誰都說不上名字就這樣叫它。還有“轉龍碗”、“小廟”，“轉龍碗”是盂形器，裏麵鑄有四條龍；“小廟”是盛酒的方彝。這幾件器物出土之後很快就被賣了出去，而挖掘者都一夜成了暴發戶。
侯新文看到別人挖寶發財也紅了眼，於是在１９３４年的農曆二月到他家在村南的地裏進行挖掘，但並沒找到想要的青銅器，隻挖出了一些破碎的骨片。侯新文感到十分敗興，晚上回到家後，掌燈經仔細審視這些骨片，終於發現上麵有“火號”和細纖甲骨文字，這才轉憂為喜，第二天便帶到城內出賣。這一時期，文物走私看重的是青銅器，甲骨文的行情有所低落，他問了幾家古董商店都沒有合適的價格，一時還沒有出手。
董作賓深感情況重要，和考古組的同仁商量後當機立斷，馬上停止了小屯村的工作，將全體人員調往侯家莊南地進行發掘。以前在第六次發掘時，董作賓曾派人到洹北司空村進行試掘，但在安陽政界有權勢的司空村人出麵幹涉，為避免衝突發掘未能進行下去。石璋如曾回憶當時的情況：就教育程度來說，洹河北岸比洹河南岸的知識分子為多；就政治地位來說，洹河北岸比洹河南岸的士紳為多。在學術立場上來觀察，他們應該歡迎到洹北發掘了，實際上大不為然，當時挖古發財，充滿了一般人的內心，他們覺得研究院一來發掘，勢必要減少了他們發財的機會，因此洹河北岸的民眾不歡迎到洹北去發掘。雖然民國二十一年第六次發掘，曾到洹北發掘過一次，那時一種試掘性質，不過極少數的工人而已。為保證發掘順利進行，董作賓提前做工作向縣政府說明情況，要求地方當局給予協助。發掘開工當天，安陽專員兼縣長與保安司令方策、保安副司令蘇孔章和地方上的一些頭麵人物都駕臨現場，當地的鄉長、村長和侯家莊及附近的村民也都趕來。方策站在一輛馬車上訓話，說地下的東西都是公家的，要好好保護，任何人不得占有，研究院發掘團是代表公家挖掘的，任何人不得幹涉，否則嚴懲不貸。接著董作賓也講了話，說發掘團發掘是為了保護國家的文物，對鄉親們多有打擾很抱歉，並表示發掘團的工作範圍擴大，需要雇工時也優先雇用當地的父老鄉親。之後立即開工發掘，並未遭到當地人士的反對，侯家莊的發掘很順利展開。